由于中亚国家的数字经济发展刚刚起步，各国国力、推进的力度与合作伙伴的选择存在差异，中亚国家之间、行业之间、城乡之间数字鸿沟差异巨大，普遍存在宏伟战略和严峻现实之间的差距，实现数字化转型的目标困难重重。
因此，中国与中亚国家开展数字经济合作将面临多方考验。来自外部国家的竞争，也将给中国与中亚国家共建数字丝绸之路带来一定的挑战。
（一）中亚国家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滞后
互联网信息化以“电子化”的技术或设备为基础，洲际之间以海底光缆作为连接手段，网络通信速度、质量和成本等是制约数字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因此提高数字基础设施服务的质量和效率，首要任务是网络带宽和网络性能的大幅提升，但中亚国家和亚欧区域普遍存在网络等硬件基础设施建设滞后问题。
如乌兹别克斯坦缺乏能够确保数字经济稳定运作的现代技术和基础设施，城市光纤设备质量不高，电信网络稳定性不够难以确保数字设备连续运行，无线宽带覆盖率和传播速度很慢，边远地区难以利用网络基础设施。
吉尔吉斯斯坦没有一个用于全国定向的国家地理空间数据系统，地址寄存器GPS不能正常工作，居民点地图不准确，无法在地图上提供准确地址，也无法准确计算出租车运费。
土库曼斯坦的互联网覆盖面较有限，其刚开始建立先进的通信系统，增加通信服务的数量、质量和种类，并将宽带接入该国最偏远地区。
中亚国家内部数字基础设施建设的滞后影响网络覆盖范围和运行速度，将影响参与中亚国家与中国数字合作的用户数量以及合作效率。
中亚国家数字金融等基础设施软件发展缓慢，影响电子商务发展。
如乌兹别克斯坦移动互联网经常出现故障，互联网本身速度也很慢，银行卡现金补充困难，占垄断地位的乌兹卡（UzCard）支付系统本身不完善，70%的公民在网上购买货物仍然喜欢支付现金，而不是银行卡或支付系统。
吉尔吉斯斯坦的公共门户网站无法移动支付，而且国家支付系统不接受不同货币的付款，也很难从国外账户转账。
土库曼斯坦的数字金融服务范围很有限，刚开始电子汇款、网上购物和购买铁路车票等服务。
中亚国家数字金融发展缓慢难以与中国的电子支付、银行钱包等多种新型支付手段对接，加上跨境电子汇兑不畅和跨境电商税收协调等问题，会影响双方的合作成效。
（二）数字治理规则和监管水平存在差异
数字经济的发展需要强有力的法律框架和规则体系来保护各方利益。在跨境数字服务和贸易方面，建立和执行国家法律法规的难度不断增加，各国政府需要政策空间来规范数字经济，以实现各种合法的公共政策目标。
中亚各国数字化发展快于相关立法和规则制定（比如关于数字竞争、电子税收、跨境数据流、知识产权、数字贸易和数字使用政策等立法），中国与中亚区域数字治理和监管水平差异较大，还缺乏明晰统一的治理规则和监管政策，双方需要共同确定跨境电子商务支付方式、海关电子口岸、跨境税收监管等多领域的数字治理和监管标准与规则。
中亚区域数字规则尚未建立和统一，网络安全的隐患和担忧较大。中亚区域在立法层面缺乏信息和通信技术的基本规定和原则，立法缺乏一致性，信息和通信技术监管支离破碎。
中亚区域法律保障体系存在几组不同差异。第一组，仅有哈萨克斯坦，其拥有打击网络犯罪的全面法律保障，已颁布数据保护和保密法。第二组，在乌兹别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的主要立法领域中，至少有一项关于电子交易的法律草案。第三组，塔吉克斯坦和土库曼斯坦的相关法律还在酝酿，消费者信心仍然很低，这限制了其电子商务的增长。
此外，中亚国家网络诈骗和网络犯罪时有发生，网民面临垃圾邮件、网络病毒和网络攻击等风险，普遍存在涉及消费者隐私、个人数据保护、电子政务信息安全等多方面的网络安全担忧。这些都会影响中国与中亚国家数字经济合作的安全和有效监管。
（三）中亚国家数字人才不足
中亚国家数字人才严重缺乏，更缺乏既懂技术又精通外语，能够对外畅通交流与合作的复合型人才，这成为制约中国与中亚国家数字合作的瓶颈。
比如，在“数字哈萨克斯坦”框架内，计划到2022年公共服务的电子化率达到80%，但由于哈萨克斯坦信息和通信技术专业人员严重不足，势必影响该框架实施。
乌兹别克斯坦是中亚地区人口最多的国家，超过60%的人口是年轻人，平均年龄不超过29岁，而2019年，乌兹别克斯坦信息通讯技术专业人员在就业人口中所占比例为0.5%，远低于欧盟平均水平3.7%。
吉、塔、土三国数字人才严重不足的问题更加突出，有大量普通民众缺乏基本的网络技能，急需“数字扫盲”。
这一方面是由于中亚国家数字发展刚刚起步，各类大学培养数字人才的师资和水平有限。另一方面，数字人才期望进入私营企业获得更高收入，不少人才更倾向于到俄罗斯或欧美等国工作。中亚国家亟需培养更多的数字专业人才，同时也需要提高本国民众的数字能力。
中亚国家民众数字识字率不高会影响中国与中亚国家数字合作的广度，中亚国家数字人才缺乏会影响双方合作的深度。
（四）多国在中亚竞争或将增加中国与中亚国家数字经济合作的不确定性
中亚各国独立近30年来，一直是多国竞争的对象，多国竞争的复杂性给投资者增加了政治和安全风险。中亚地区地缘政治的“中央性”以及本地区国家对外部援助的需求，招致不少邻国和域外国家积极介入该地区事务，这种趋势在未来仍将延续。
多国在中亚地区的博弈会影响中亚国家对数字经济合作伙伴的选择。除“丝绸之路经济带”构想和欧亚经济联盟之外，美国、日本、欧盟等均曾提出在这一地区的经济发展计划，如美国的“新丝绸之路计划”、日本的“丝绸之路外交”战略及其经济走廊构想、欧洲学者提出的“欧洲丝绸之路”设想等，并建立了“中亚五国+美国”（C5+1）、“日本—中亚外长会议”等多种机制。
目前，虽然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因其开放性、普惠性而得到了中亚国家广泛的响应和欢迎，但由于各国利益诉求不同，存在多国对中亚地区的诸多经济合作构想间的竞争。尤其是美国推出“中亚新战略”，在中亚地区以推进民主、经济合作等为借口，干预中亚国家自主发展，阻挠中亚国家与俄罗斯、中国等邻国发展友好合作关系，使用经济、法律杠杆阻挠中国在中亚招标基础设施项目。
在5G技术世界市场份额争夺战中，美国甚至试图培养能够排挤华为产品的竞争对手。中亚部分“中间地带国家”的行为具有多变性、短期性和低可预测性，其与中国开展数字经济合作也不可避免出现不确定性。
（五）中亚投资环境复杂
中亚地区一直存在安全挑战。“三股势力”的威胁、阿富汗问题的外溢以及地区的毒品走私、跨国犯罪、非法贩售武器等都影响中亚地区的社会安全稳定，其对中国与中亚国家数字经济合作项目的影响不容忽视。
中亚国家营商环境差强人意。按照世界银行公布的2020营商环境报告，哈萨克斯坦排名第25位，相对较好；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和塔吉克斯坦分别排名第69位、第80位和第106位。
同时，中亚各国腐败问题比较严重，按照透明国际2019年1月发布的全球清廉指数排名，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和土库曼斯坦分别排名第124位、132位、152位、158位和161位。
近年来，中亚有些国家民族主义或地区主义抬头，其在数字经济相关项目的选择和实施过程中可能会优先选择本国企业或中亚国家企业，这可能会提高中国对中亚数字项目投资的成本和不确定风险。
4、中国与中亚国家共建数字丝绸之路的路径选择
中国与中亚国家已就深化数字经济合作、共同推动数字丝绸之路建设达成广泛共识。中国可根据中亚国家数字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因国施策，通过政策支持和国家战略对接，共同推进中亚各国数字化转型进程和现代化发展，提升亚欧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打造美好共赢的数字丝绸之路。
（一）共建数字基础设施，促进中国与中亚国家互联互通中国在数字产业、互联网金融等领域领先全球，具备成功的经验和良好的商业模式。中亚国家正处于数字经济发展的初期阶段，中国可利用自身优势，积极参与到中亚国家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当中，实现与中亚国家在数据信息服务、互联网业务和国际通信业务领域的互联互通。
一是数字基础设施硬件建设合作。中国的相关企业可利用自身优势，积极参与到中亚国家拟建的多个互联网、物联网、光纤光缆等硬件设施项目当中。中亚国家数字基础设施建设的需求很大。
如哈萨克斯坦计划到2022年为1800万人口提供宽带互联网，并将互联网用户比例从2019年的81.3%增加到2022年底的82.3%。乌兹别克斯坦计划到2020年底在全国所有2万多所社会设施，包括学校和医疗机构接入光纤互联网，将智能手机用户数量提高到2300万。
为此，中方企业可与中亚国家共建光纤光缆、人造卫星、电话线、有线电视线等网络设施，为中亚国家提供路由器、阅读器、中继器和其他控制传输途径的硬件设备，促进中亚国家数字基础设施和服务的可获得性，推动双方网络高速率、广普及、全覆盖、智能化。
二是数字基础设施软件建设合作。中国企业可持续参与中亚国家数字软件设施的建设，与中亚国家一道建立高质量的软件和硬件相结合的基本信息和通信技术基础设施。
目前，哈萨克斯坦数字发展部已制定5G发展路线图，正在研究制定5G移动通讯新技术标准，并在努尔苏丹、阿拉木图和奇姆肯特实施了5G试点项目，计划于2021年底前在努尔苏丹市纳扎尔巴耶夫大学和世博园引入5G技术，自2023年起在全国范围内推广。
乌兹别克斯坦正处于建设5G网络的初期阶段，已在2019年完成了对5G移动通信网的测试，定下了2020年在塔什干组织商业网络启动的目标。上述项目，华为等企业都可积极参与。
中国还可在中亚国家经济数字化的不同阶段参与其数字产业化建设，如与中亚国家共同建设中亚数字管道等油气行业信息化项目，将5G技术和物联网技术应用到中亚国家的能源开采领域之中；参与中亚国家产业数字化、数字医疗、数字教育等多领域建设，将中国“互联网+”、云计算、区块链等的技术和经验推广到中亚国家。
在中亚国家培育更多适应当地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新业态和新模式，促进中亚国家的数字化转型，发展繁荣当地数字生态系统。
（二）共同推进数字治理，营造公平良好的数字经济发展环境
数字经济的跨国性和流动性要求在国家间开展更多的对话、建立共识和决策，随着中国与中亚国家数字经济合作的快速发展，中国可与中亚国家秉持共同参与、共享红利、共担责任的原则，在数字治理领域开展多方与多边对话与交流，打造数字治理的样板区域，共同提高中亚区域数据治理的水平。
积极参与构建面向未来的数字共同体框架。在数字经济全球治理启动之初，争取获得更多的数字经济全球治理权力，共同创造发展中国家掌握“话语权”的机会。充分利用中国与中亚国家都参与的互联网治理论坛+、区域通信联合体、“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数字丝绸之路”分论坛等机制，以及上海合作组织、亚信会议等区域性合作机制，逐步建立中亚区域数字合作的定期交流机制，共同设立中亚数字经济治理网，分享数字治理经验，探讨建立统一的数据标准、数据使用原则，并共同制定相关的治理规则、协调政策、竞争政策、跨境数据交流政策、跨境税收政策、监管政策等。
共同构建规范有序、开放安全的数字世界。中国和中亚国家应加强数据法制建设交流合作，推进数据保护法规建设；规范中国与中亚国家个人出入境、海关商品进出口、电子支付、跨境物流、跨境运输等数据的收集、处理、交流等活动；加强在数据保护领域的协商，促进数据风险防范交流，共同维护网络空间安全和公平竞争的环境，打击侵犯个人信息等危害数据安全的跨境犯罪行为，共同构建中亚数字经济领域的法律法规保障体系。
（三）大力开展电子商务合作，共创区域经济合作新机会
中国电子商务发展速度居世界前列，10年前中国的零售电商交易额不到全球总额1%，而到2019年中国电商交易额已居世界第一，占全球电商交易额40%以上。中国可与中亚国家分享电子商务的发展经验，大力推动促进双方在该领域的合作。
中国与中亚国家可共同开拓彼此的跨境电子商务市场。中国电商市场居世界第一，2016年中国跨境进口电商交易规模已跨入“万亿时代”，2018年中国跨境电商交易规模达到9.1万亿元，预计2019年将突破10万亿元，2020年达到12.7万亿元。中亚国家可充分挖掘中国14亿人口巨大市场的潜力，通过电子商务将中国作为其出口的重要目的地以及农业、制造业产品的主要输出国。
中亚国家数字贸易市场潜力巨大。以哈萨克斯坦为例，预计到2025年，哈萨克斯坦互联网平台购物交易额将增至5000亿坚戈（约合13亿美元），占其总零售额的5%；物流公司从哈萨克斯坦电子商务过境运输中获得的收入将增至1.3万亿坚戈，并将创造多达28万个新的就业机会。
另外，中国加强与中亚国家的合作，不仅在于其7000多万人口的巨大市场，还在于其过境运输通往欧洲、南亚、西亚等第三方市场的巨大潜力。
不断创新中国与中亚国家电子商务合作的模式。目前，中国与包括中亚国家在内的沿线各国共同推出中欧班列多式联运“一单制”跨境区块链平台、跨境电商报通关结算一站式服务，中国乌鲁木齐国际陆港区跨境电子商务试点产业园区为跨境电商企业提供全方位的清关、保税等服务，探索“商贸+互联网+物流”融合发展新模式。中国可与中亚国家共同探索试点境内制造企业至其境外分支机构至境外消费者（M2B2C）业务模式、境内外贸企业至其境外分支机构至境外消费者（B2B2C）业务模式，在跨境电商B2B2C出口业务模式认定规范、业务流程、技术标准和监管模式等方面取得突破，提高运营效率。
共同为跨境电商营造良好环境，促进区域贸易便利化。目前，哈萨克斯坦正在逐步提升边境检查站的现代化，计划利用创新科技在中哈边境建设新的“光明之路”过境点，以简化通关流程和过境运输手续。中国与中亚国家可以共同提高海关监管服务水平，简化检验检疫流程，放宽进出口税收和支付结算政策限制，协商完善跨境电商支付、检疫、物流等方面的政策，降低双方跨境电商企业的政策风险和法律风险。
（四）加强数字人才培养合作，提供人力资源保障
数字化人才的质量决定着数字化转型的质量。中国与中亚国家可从全民数字基础能力的培养和数字专业人才的培养两个方面进一步推进双方的数字人才培养合作。
对中亚国家全民数字基础能力的培养重点在于提供计算机等数字培训设施和从中小学开始的学校基础教育，提高民众的数字应用能力。中亚国家受教育率普遍较高，但由于人口年龄、缺乏计算机、地处偏远等多种原因，依然有相当数量的人需要数字扫盲，即学会使用电脑和互联网。2019年，中亚国家中数字化率最高的哈萨克斯坦接受数字扫盲培训的总人口为53.2万人，比计划人数多了6万多人。
中国可与中亚国家合作，参与到中亚国家的社区IT培训计划、数字扫盲培训班等多种合作项目当中，协助中亚国家在不同层级的教育机构中开展数字教育和发展数字技能，为中亚各国信息技术行业大规模培养高级信息技术人才。只有越来越多的公民具备基本的信息通信技术技能，中国与中亚国家的数字经济合作才能进一步推进。
采取多渠道多模式对专业人员进行培养，提高中亚国家从业人员的数字专业能力。随着中亚国家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人工智能、物联网、机器人、虚拟现实等被中亚国家认为是技术革命之后最需要学习的职业技术。近年来，中亚国家已开始通过多种渠道与多国合作培养专业数字人才，如乌兹别克斯坦和阿联酋在2019年启动了一个含纳100万程序员的联合培训项目。
中国可与中亚国家联合培养数字人才，可以双方的大学和企业为媒介，通过政府间项目、校企联合项目、定向培养项目等多种方式协同育人、产教融合，在数字新型学科建设、相关科研课题、实训基地建设等多领域开展全面合作，使数字课程设置与各国需求形成对接，推进中亚国家数字产业发展与人才培养模式的有效衔接。
随着中亚国家数字能力的提升，还可联合培养中亚国家电子商务、区块链、人工智能、大数据、物联网、云计算等新一代信息技术复合型人才，推动形成院校、学生和企业的人才培养链、供给链，为中亚国家的产业输送所需的数字化应用型人才，助力中亚国家的数字化转型和经济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