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装冲突法适用的最主要的问题在于如何解决好“军事需要”和“法理正义”之间的关系。只注重“军事需要”，毫无顾忌，为所欲为，会冒天下之大不韪；盲目追求“法理正义”，会一败涂地，国破身死。这样的例子在历史上有很多。春秋时期，宋楚泓水之战，宋襄公墨守成规，遵循古礼，不肯半渡而击，坚持与楚国打“堂堂之阵”，结果兵败，自己险些送命。战国时期，秦赵长平大战，武安君白起杀赵降卒四十万，彻底削弱了赵国再成大军的能力，战国后期强国战国衰落，无法抗衡秦国，为秦统一奠定了基础。而白起被认为是杀人如麻，秦国被视为虎狼。宋襄公打仗求“正义”，自己重伤兵败；白起杀降卒，背上了千古骂名，成为自己被赐死的导火索。可见，“军事需求”和“法理正义”不可偏废。古人为我们提供了反例，也为我们提供应对之法。我国古代兵法有奇正之说，兵以正立，以奇胜。就是说，发动战争要做到师出有名，行军作战则要出奇制胜。“正义之师”之名不能丢，但“兵不厌诈”也要牢记心头。因此，“军事需要”可以套用“出奇制胜”，而“法理正义”则是“师出有名”。朝鲜战争，面对以美军为主的“联合国军”逼近鸭绿江边，我国没有直接出手。而是大声疾呼，谴责美国的侵略行为，谴责轰炸伤及我国东北边民。警告美国，我国不会坐视不管，大造国际舆论。同时以志愿军的名义秘密入朝，对敌人进行了措手不及的打击。避免了美国与中国战争的升级，同时在道义上占据主动，军事上达到了出其不意的效果。对越自卫反击战，面对越南的挑衅，我国一再忍让，越南得寸进尺，主动挑起边境冲突，我国此时突然反击，攻入其国境，打完便撤，避免了侵略者之名，又狠狠地教训了越南这个“小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