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让轻微“失足”
不再成为“千古恨”？
《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
明确提出：
建立轻微犯罪记录封存制度
9月6日下午，2024年第九期思明区检察院青年干警“思·享”会主题为：轻微犯罪记录封存——探索法律与人文的黄金分割点。
青年干警蔡银铃、邱扬震、艾泽鹏担任领学人，员额检察官林慧莹、郭妍担任助学人。第四检察部主任付明明主持。
探制度背景
观他山之石
领学人蔡银铃首先从犯罪结构的变化、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贯彻、社会治理的创新以及国际经验的借鉴4个维度分析了轻微犯罪记录封存制度提出的背景。她进一步区分概念，犯罪记录封存不等于犯罪记录消失，封存只是将轻微犯罪记录从常规查询系统中隔离，而非犯罪记录被完全抹去。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中规定，犯罪的时候不满十八周岁，被判处五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的，应当对相关犯罪记录予以封存。《关于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的实施办法》则细化了上述关于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的规定。
蔡银铃为大家详细介绍了我国目前实施犯罪记录封存制度的现状，包括涉及未成年人犯罪案件的封存内容、封存范围、封存效果等；同时归纳整理了美国、德国、日本、俄罗斯、韩国的相关经验。
论适用逻辑
看法律效果
“轻罪记录封存”与“轻罪前科报告”是两种截然不同的处理方式，领学人邱扬震从辩证的角度分析轻罪前科报告制度的影响，论证轻罪犯罪记录封存的适用逻辑。
犯罪记录的“标签化”给犯罪行为人顺利重返社会带来一定影响，“一刀切”的做法也不适应当前社会治理的需求。而轻罪记录封存能够弥补上述不足。
从法律效果来看，被封存犯罪记录的人什么情况下有报告前科的义务？能否申请出具无犯罪记录证明？特定主体在何种条件下具有查询权？围绕一个个问题，邱扬震展开剖析，讨论深度更进一步。
思制度构建
议程序设置
讨论这项制度，一个问题无法绕开——究竟什么样的犯罪属于轻微犯罪？如何科学划定范围，实践中尚无定论。
“思·享”会的互动环节开启。领学人艾泽鹏发问，干警们台下“亮牌”。正方、反方踊跃发言，各有论据。
将三年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单独处附加刑的犯罪作为“轻微罪”分界点，你认同吗？
以法定刑作为“轻微罪”标准分界点，还是以宣告刑作为“轻微罪”标准分界点？
……
在观点的交锋中，艾泽鹏带领大家思考轻微犯罪记录封存的制度构建，延伸至域外的司法实践经验。谁来实施封存，如何启动封存，何时可查询封存记录？问题虽小，但公平正义恰恰蕴藏在一个个严丝合缝的细节之中。
两位助学人分别立足
未成年人检察和
刑事执行检察的工作实际
展开点评
助学人 郭妍：
现行的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制度实施至今仍然有需要完善的地方，比如与其他法律法规存在冲突，信息被泄漏后缺乏救济渠道。我市检察机关作为法律监督部门也在强化对这项工作的监督，通过大数据应用，确保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应封尽封”。我认为，对犯罪记录的封存应根据犯罪的轻重，制定相应的封存步骤，有所区分。要健全封存后的考察机制，设定考察期，让封存制度充分发挥保护与救赎的作用。
助学人 林慧莹：
从刑事执行的角度来看，对未成年社矫对象开展社区矫正过程中要做好保密工作，解矫后同样需要依法封存记录，否则会使这项制度在执行后端弱化。轻微犯罪记录封存，帮助迷途者回归正道，有利于犯罪预防和人权保障。在这个过程中，检察机关一体化履职可以发挥更大作用。如我们协同社矫机构探索“公益助矫”的生态保护项目，就是预防性公益诉讼与刑事执行监督一体化履职的例子。“法律的生命不在于逻辑而在于经验”，需要我们以“三个善于”做实高质效办好每一个案件。
让一项项司法制度
充分释放其应有的价值
把“高质效”落实到
每一个案件的办理中
每个检察人
都有自己的职责和使命
乐学勤思，躬行善享
聚焦社会热点、探讨法律问题、延伸办案思考，思明区检察院青年干警“思·享”会深度融合思想文化阵地与学习交流平台建设，为检察工作现代化谋长远之势，为思想文化建设行长久之策，为检察队伍建设筑长效之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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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2024“思·享”会第九期 | 轻微犯罪记录封存——探索法律与人文的黄金分割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