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青少年营造风清气正的网络空间”“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是时代要求，也是各方责任。而近年来，随着音视频及直播平台的迅速发展，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更是全社会关注的焦点。为了进一步凝聚社会共识、搭建沟通桥梁、推动建育合力、营造共赢生态，南方都市报、南都大数据研究院立足音视频及直播平台未成年人保护，即日起推出观察报道及相关活动，试图从法治引领、平台担当、家庭履责、社会共建等方面展开探讨，并深入挖掘创新经验，提炼通用价值，发挥智媒协同共治功能，致力为互联网平台未成年人保护的“中国方案”注入动能，齐心协力“呵护下一代，传承价值观”！首个章节是专家访谈系列，一起听听来自不同领域的宝贵建议。
“为青少年营造风清气正的网络空间”“涵育青少年爱国情怀、道德情操和网络素养”，是时代要求，也是各方责任。南方都市报、南都大数据研究院立足音视频及直播平台，通过系列专家访谈关注未成年人网络保护话题。在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方面，监护人该如何加强主体责任意识？武汉大学法学院教授、武汉大学法律援助中心主任项焱指出，《家庭教育促进法》已对父母的监护责任做出要求，家长的言传身教很重要；同时，农村及留守儿童的网络保护问题需要引起社会关注。
项焱，武汉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1998年加入武汉大学社会弱者权利保护中心，任未成年人权益保护部部长。研究包括《留守儿童权利状况考察报告》《法律援助与发展权：逻辑、历史与现实的互洽》等。
01
现有法律可解决未成年人直播打赏退款争议
南都：目前社会上经常出现未成年人在直播间打赏消费、监护人向平台发起退款要求的争议现象，请问目前法律是怎么规定的？
项焱：我不久前就遇到过一个案子：一个6岁的孩子用家长的手机在一家大游戏公司开发的手游里，买了4000多元的游戏装备。家长发现后去找平台退款，平台同意了，但只能退90%，而家长认为他一分钱都不应该出。我国现有法律规定已经很明确，由于未成年人是限制或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所以他们在直播间打赏、消费的民事行为有些是无效的，有些是需要监护人同意后才可以的。这个案件中的孩子只有六岁，显然属于无民事行为能力人，他购买游戏装备的行为没有得到父亲的同意，所以平台很直接就同意退款了。但是从另一个角度看，这位父亲也是有责任的，因为没有管好手机，被孩子拿到了。
总的来说，直播间打赏退款问题，现有法律是够用的，只是举证可能比较困难。法律已明确规定，限制或无民事行为能力人的民事行为，要么是无效的，要么需要监护人追认，监护人不追认你就应该退款。
南都：基于流量和用户个人喜好的推荐算法机制是各大平台的制胜法宝，算法如何被界定是否作恶？从法律层面应该如何规制？
项焱：对于算法的规制，我们国家才刚刚起步。对算法的规制到底以什么为限，其实在法律上是一个很难界定的问题。比如，家长要去告一个平台的推荐算法让他的孩子沉迷网络，无心学习，那么就会遇到举证问题。你怎么去证明平台的算法跟你的孩子沉迷于短视频之间有因果关系？是因为平台算法使你的孩子沉迷于短视频，还是因为你的孩子没有别的事情可做，你没有足够的时间陪伴他？在因果关系无法证明的情况下，损害就不能成立，这是我们中国法律的逻辑。未来，我们需要一些既懂法律又懂计算机技术的人，比较深入地去界定算法的好坏。随着技术的发展，技术背后的价值观应该得到人们的关注。
02
对未成年人的个人信息保护需更严格
南都：中国近年相继出台并实施的《网络安全法》《个人信息安全规范》《个人信息保护法》等法律法规，将对音视频直播应用等平台企业带来什么影响？
项焱：毫无疑问平台的广告业务和用户活跃度肯定会受影响，但是从法律发展的角度来说，这些影响是必须的，经历了十多年的野蛮生长以后，国家这种监管也是合理的。《个人信息保护法》等法律法规实施后，不管是成年人还是未成年人的隐私数据获取都会受限，或者说需要征得用户同意，导致个性化推荐精准度和广告推荐效率下降，但总体而言，移动互联网流量大，移动端的广告投放还是有它的市场。
南都：对于未成年人的个人信息保护相较于成年人有何不同？
项焱：对未成年人的个人信息保护需要更严格一些，个人信息除了我们通常理解的姓名、电话号码、身份证，其实现在更严重的一个问题是生物数据，比如DNA数据、面容，还有指纹等等。我国《未成年人保护法》的历次修订中，虽然没用到所谓个人信息保护这个概念，但是实际上法律规定是要对未成年的信息进行相应的屏蔽。今年11月刚刚施行的《个人信息保护法》将不满十四周岁未成年人的个人信息作为敏感个人信息。法律明确了敏感个人信息是指一旦泄露或者非法使用，容易导致自然人的人格尊严受到侵害或者人身、财产安全受到危害的个人信息，包括生物识别、宗教信仰、特定身份、 医疗健康、金融账户、行踪轨迹等信息，以及不满十四周岁未成年人的个人信息。个人信息处理者处理不满十四周岁未成年人个人信息的，应当取得未成年人的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的同意，并制定专门的个人信息处理规则。
03
农村及留守儿童网络保护亟须关注
南都：10月颁布的《家庭教育促进法》明确，父母或其他监护人应当预防未成年人沉迷网络。在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方面，监护人该如何加强主体责任意识？
项焱：当前信息化飞速发展，每个人都免不了经常拿手机出来划一下，特别是一些80后90后父母，自己成天在看手机，怎么可能让他放下手机去陪孩子？目前，家庭在未成年人网络保护中的参与度确实需要加强，其中家长的言传身教很重要。家长成天捧着手机，孩子绝对不会成天捧着书。在《家庭教育促进法》当中，也有对父母监护责任的要求，都在向好的方向发展。
南都：目前我国的未成年人网络保护还存在哪些薄弱环节？
项焱：在城市环境中，不管信息获取还是执法，都比较容易。相比之下，我觉得需要大量关注农村未成年人的网络保护问题。我一直关注农村和留守儿童的问题，发现现在留守儿童的数量其实没有太明显减少，在疫情防控的情况下，仍然有大量外出务工人员。大量留在农村的不是文化程度较低的妇女，就是老年人，由他们来带孩子，而移动手机和互联网已经逐渐渗透到这些地区。我曾认识一对外出务工的修脚师傅，他们就把新手机给了农村留守的儿子。这说明一个问题，出来打工的父母没有办法关注孩子的精神需求，网络就成了留守儿童寄托精神的地方。这些农村孩子的监护人基本不具备网络保护的能力，等最后醒过神来的时候，孩子已经没有办法正常学习了。所以，我觉得农村未成年人的这种生活状况，包括心理健康、营养状况、网络状况，可能比城市未成年人都要更严重一些，这是一个更艰巨的问题，值得我们关注。
出品：南都大数据研究院
总策划：戎明昌
统筹：王卫国 邹莹
执行：张雨亭 杨小旻
本期采写：林芯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