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容隐制度的渊源发展容隐制度的雏形最早可以上溯西周。“亲亲”、“尊尊”是西周贯穿于周礼中的两条基本原则，也是中国宗法制度的萌芽。“亲亲”要求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尊尊”要求上命下从，不许犯上作乱。这两条维持整个统治秩序的基本原则发展至战国时期，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学说继承了周礼传统。在《论语·子路》中孔子曰“吾党之直异于是，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2]孔子的这句话成为日后“亲亲相隐”制度的基石，而后的封建立法也无一例外的吸收了这一思想。秦简《法律问答》载：“子告父母，臣妾告主，非公室告，勿听。可（何）谓‘非公室告’？主擅杀、刑、髡其子、臣妾，是谓‘非公室告’，勿听。而行告，告者罪。”[3]由此可以看出，亲属相隐已经有了立法和司法上的精神萌芽。汉承秦制，汉代初期将儒家经典作为裁判案件的理论依据，史称“春秋决狱”。汉宣帝地节四年下诏：“父子之亲，夫妇之道，天性也。虽有患祸，犹蒙死而存之。诚爱结于心，仁厚之至也，岂能违之哉！自今，子首匿父母、妻匿夫、孙匿大父母，皆勿坐。其父母匿子、夫匿妻、大父母匿孙，罪殊死，皆上请廷尉以闻。”[1]使容隐制度正式入律。这一制度的核心就是：卑幼首匿尊长者，不负刑事责任，尊长首匿卑幼者，除死刑以外不负刑事责任。到了唐代，出现了中华法史上杰出的立法成果《唐律疏议》，唐律是中华法系的经典之作，更是依家族宗法和血缘立法的经典。唐律502条，直接以血缘关系主体作为法律关系主体的条文77条，其法律关系主体有家长、尊长、祖父母、父母、夫、妻、妾、嫡、庶、继、子、孙、伯、叔、兄弟、姊妹、外祖父母、袒免亲、慈母、亲、弟子、兄弟之子、同居、缌麻、小功、大功、期亲、斩衰、良人、部曲、奴婢、主司、官、里正、县令、府主、刺史、皇上、皇后、师、凡人等，相当一部分法律关系主体是直接以血缘关系主体作为法律关系主体。鉴于此，容隐制度在唐律中形成了一套相对完备的法律体系。《唐律疏议》的各篇关于亲属相隐制度的主要规定基本如下：《名例篇》：“诸同居，若大功以上亲及外祖父母、外孙，若孙之妇、夫之兄弟及兄弟妻，有罪相为隐；部曲、奴婢为主隐，皆勿论，即漏露其事及擿语消息亦不坐。其小功以下相隐，减凡人三等；若犯谋叛以上者，不用此律”。这是关于“同居相为隐”的法律总原则。《斗讼篇》：“诸告祖父母、父母者，绞”。这是关于告发尊亲属的规定。“诸告缌麻、小功卑幼，虽得实，杖八十；大功以上，递减一等”。这是关于告发卑亲属的规定。《断狱篇》：“其于律得相容隐，即年八十以上，十岁以下及笃疾，皆不得令其为证，违者减罪人罪三等”。这是关于不得逼令亲属作证的规定；“自捕送官者，同告法”。这是关于帮助父祖父逃脱囚禁不得复捕送回的规定。《捕亡篇》：“匿得相容隐者之徒侣，假有大功之亲，共人行盗，事发被追，俱来藏匿，若纠其徒侣，亲罪即彰，恐相连累，故并不与罪”。这是关于“知情藏匿罪人”的规定。[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