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遗嘱公证已渐渐被深圳人所接受。
公证是解决遗嘱纠纷的行之有效的方法。
随着社会财产形式和家庭关系的复杂化，以及深圳的移民城市特点，深圳继承公证的办理也存在一定难度。
原标题：百年后，谁来继承我的手机号？深圳“继承者们”的新故事
深圳新闻网讯 “我能继承妻子的手机号吗？”
在深圳人的继承故事中，越来越多新型的财产出现了，而其能否继承成为人们关注的新焦点。
深圳人越来越注重精神和文化遗产的传承，也成为这个时代人们关注的新话题。
近日，晶报记者走近深圳市民，倾听那些被继承者和继承者们的新故事、新观念。
新型财产继承：
我的手机号亲人能继承吗？
陈先生和妻子相濡以沫多年，妻子去世后，他非常希望能继承妻子的手机号码。“这个手机号是妻子用了很多年的，非常有感情，使用这个号码就好像她还在我身边，我希望能将这个号码作为妻子的财产或物品继承下去。”为此，陈先生还专门找到移动通讯运营商，但是对方也没有办理过手机号码继承的事宜，于是建议陈先生到公证处办理继承权公证时，和公证处商榷可否用与继承相关的民事法律条款，将手机号码界定为可以继承的范畴。
一位资深法律人士告诉记者：“在目前的《民法总则》和《继承法》中，都没有相应的法律法规可以对手机号这类新型财产做出界定，所以暂时没办法将手机号解释为财产，属于法律的空白。因此，一方面公证机关在办理继承业务中没办法对手机号的继承权提供相应的证书。另一方面，即便有公证机构能够出具证明，手机号运营商也不敢将这份证明作为有法律效力的证明去办理号码过户手续。这是法律和实践的错位，希望有相关立法机构能够给出解决的办法。”
无独有偶。去年深圳一名男子去世，他的妻子和孩子就专门来公证处咨询是否能继承逝者的手机号。
遇到这起案例的深圳公证处一位江姓公证员告诉晶报记者，这是近年来深圳人财产继承出现的新问题。因为中国手机号码的所有权是国家的，运营商及公民只拥有使用权，因此目前对手机号码继承权的争议实际上是对其使用权的争议。作为公证机构，如果能将手机号、车牌号等定义为其个人财产，就能由继承人顺利继承。若能做到这一点，从流程上讲，继承人就可以到电信运营商处打印手机号使用单据，提供亲属关系证明等文件，公证处做公证，继承人就可以拿着公证书到通讯运营商那里办理过户更名手续。因此，对于手机号的财产性质在法律上的认定是关键所在。
“现在的手机捆绑了越来越多账号，牵涉到微信、支付宝、淘宝等平台的财产，虽然目前在法律上手机号不属于财产，但在实际操作中许多账号的操作离不开绑定的手机号，因此对于这类虚拟财产的属性和继承问题，值得有关部门研究。”这位公证员说。
企业家离世财产怎么分：
巨额财富继承管理体现
“家族智慧”
家族财富管理的重要性近年愈发凸显。锦天城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资深婚姻家事律师郭璇玲也告诉记者一个真实案例。
女大学生小洋（化名）从小父母离异，其母精明能干，是某省的知名女企业家。去年，独生女小洋大学即将毕业，准备考研，却遭遇了母亲突然意外去世的噩耗。尚未从悲痛中走出来，她马上面临了生活的严酷：在她试图整理家业，接盘母亲留给她的公司时，由于她在母亲生前没有参与过公司管理，不知道企业具体情况，也不知道母亲到底有多少资产，甚至连母亲的银行账号密码都不知道。在继承手续办完前，她无法动用母亲账户。而由于母亲生前也并没有用金钱溺爱女儿，小洋也尚未赚钱，因此她的生活曾一度陷入窘迫。
雪上加霜的是，参与家族企业管理的亲戚们的行为变得古怪。她发现，有些公司产品库存不翼而飞，财务账目很乱；老家的外婆和舅舅们开始不承认原本由母亲出资所盖房屋的产权，对她恶语相加；部分母亲生前提过的资助过的朋友，对是否借过母亲钱也从最初的模棱两可变成断然否认……家业流失，亲友关系恶化，小洋一度非常痛苦。
郭璇玲表示：“对于有资产的家族，财富管理绝对不仅仅是立一份遗嘱那么简单，财富传承管理需要的是组合拳，要运用综合金融产品和法律工具，才有可能做到比较安全、高效、低成本的定向传承。我建议有资产的家长，尤其是企业主，要尽量避免法定继承，因为你的继承人有可能不知道你的财产在哪里，从而导致财产流失和浪费；或者因为继承人人数众多，导致企业分崩离析、治理效率低下，辛苦积累的财产不能如愿传承给子女，甚至多半被旁系血亲分割，违背逝者的真实意愿。”
怎样让逝者的真实意愿得到体现，除了立遗嘱市民还能做什么？同样是一个企业家的案例，一个年轻企业家事业有成，40多岁突发心脏病去世，生前没有立遗嘱，留下了价值上亿的上市公司股份。这笔巨额财富如何继承？
由于逝者是控股股东，如果按照法定继承，其父亲、继母（父亲离过婚）、妻子、成年女儿、未成年子女都会获得一部分股权。但现实是，这样分配必然会导致股权的分散。而且其家族中除了逝者的妻子懂企业经营，其他成员都没有经营能力。
最终，这个家族为了维持对企业股权、经营权的掌控，从而确保对企业话语权的掌控，采取将股权都集中到逝者妻子一人身上的方式，逝者的父亲、已成年女儿以协议的方式放弃各自对股权的继承权，让渡给逝者的妻子，并用其他方式得到补偿，到公证处做了公证。
“继承权执行的具体做法，体现着家族财富管理的智慧。”江公证员建议深圳企业家们，可事先设立遗嘱并做好信托，以保障自己的权利能够得到更好的传承。因为继承权不仅涉及到股权，还有经营权的问题。“目前信托行业还在摸索，但确实是一种处理财富继承的有益方式。”
开个证明，跑回老家好几次！
移民城市，带来继承权取证新问题
深圳的继承故事，有着独有的特色。今年6月的一个下午，东北人王先生来到江公证员的办公室办理房产公证。他不是第一次来了，因为办理公证手续需要提供已过世的父母亲的婚姻证明，以及与他的亲属关系证明。而这些证明都存放在老家的档案里。为此，王先生特意跑回老家一趟，辗转半个月才将所需证明开齐。
鉴于我国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公证对证明材料的审查会高于一般标准。公证处在办理继承权公证时，会严格核查被继承人的死亡证明、被继承人的亲属关系证明（需详细列明配偶、子女、父母情况）、遗产证明（根据被继承人婚姻状况证明和财产取得的时间确定被继承人所遗留的财产是属于被继承人的个人财产，还是属于被继承人与其配偶的夫妻共有财产，如果分割遗产，应当先将共同所有的财产的一半分出为配偶所有，其余的为被继承人的遗产），并向继承人核实被继承人生前有无订立遗嘱或遗赠抚养协议。
随着社会财产形式和家庭关系的复杂化（离婚、同居、数任配偶、婚生子女、非婚生子女、继子女、养子女），再加上深圳是个移民城市，无疑给深圳继承公证的办理增添了难度。
“许多来深投靠子女的老人在深去世时，子女来办理老人继承公证时常遇到取证难的问题。老人的人事档案多仍在内地，深圳的派出所无法出具相关证明，需要用到的亲属关系证明要到内地原单位出具。然而，许多单位已经不复存在，或者民政等相关部门响应国家减少证明材料出具的政策而拒绝出具证明材料。这就导致许多人为开亲属关系证明，跑回老家好几次。”江公证员发现，他近5年时不时都会遇到这类问题，他认为这是移民城市的显著特征。
为此，公证处也在朝减证便民的方向努力，尝试主动为当事人调查核实，跟各部门搭建沟通渠道，但基于公证人员的调查核实权在法律上未得到充分保障，且异地取证困难，发函核实后等待回复的时间无法掌控等原因，致使公证处主动调查核实难以操作。一位业内人士认为，这也体现了立法和实际操作两者间的矛盾，即便很多当事人觉得法规不可理喻，公证人员也只能依法办事。
“近些年，深圳老人家的法律意识也在提高，愈发愿意主动立遗嘱来保障继承人的权利。”江公证员指出，但遗嘱继承的一个关键点，是当事人提供的遗嘱是否符合法律规定。“一方面，若遗嘱是立遗嘱人自书或代书的，其用语的规范性及合法性不易保证；另一方面，后续新增的遗嘱也会对之前遗嘱效力产生影响甚至否定。所以，目前最具法律效力的是做遗嘱公证，即到我们这里，按照法律规定规范好，录音录像存档保管。针对受益人是未成年人或限制行为能力以及无行为能力的人，我们会让对方确认是否需要指定遗嘱执行人代其行使权利。”
让他欣慰的是，市民来办理遗嘱继承公证的主动性越来越高。每周都会有好几例来办理遗嘱公证的市民。相比于传统被动的法定继承，深圳人主动处理继承问题的意识更明显了。
晶报记者了解到，深圳公证处2015年有600多件遗嘱公证案例， 2016年1700多件，2017年2000多件（不包含区级公证处）。
深圳人继承观念的变迁：
主动、懂法并重视男女平等
江公证员据十多年办理遗产继承公证的经验发现，十几年前的深圳还有很明显的重男轻女观念，而现在这一现象有了明显好转。
这一点，郭璇玲律师也深有感触，她总结称，近5年，深圳人的法律意识有明显的增强。这主要与深圳毗邻香港，本土居民通过资讯或往来深港，更多获得普法信息有关，法律意识相对内地较强；其次是拥有资产的居民会更早、更主动地做有关继承的财富管理法律咨询。“以前多是年龄较大的居民，在子女成家立业之际来咨询。而近5年，更多的受教育程度较高的创业者、企业家、海归都主动来咨询财富管理，子女婚姻风险等法律问题。他们会在人生很多的重要阶段提前做全面的风险评估。按照法律和财税专家提示的风险点事先做好筹划与安排。”郭璇玲说。
让郭律师钦佩的是，近5年来，深圳企业家们表现出了越来越多的社会责任感，在精神层面传承家族遗产——积极做慈善。和以往不同的是，他们不再强调把财产全部留给子女，更重视勉励、引导子女如何独立奋斗，如何为家族和社会做更多担当。“他们希望子女也能够像白手起家的他们一样，通过努力奋斗提升人生价值。强调要把财产留一小部分作为子孙后代的基本生活保障，而拿出更多来做慈善，给他人带来帮助。”郭璇玲说。（晶报记者 李婷菊 吴欣/文金羽泽/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