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检察文献研究与应用研讨会上，与会专家建议
让检察文献中心成为创新和应用的平台
11月20日，中国检察文献中心挂牌仪式暨检察文献研究与应用研讨会在国家检察官学院举行。来自理论界与实务界的专家学者，围绕特色馆藏资源建设及其服务、检察理论研究中的文献利用、国外检察文献的检索和应用等话题进行了深入探讨。
建设特色馆藏资源十分重要
与会专家表示，检察文献既是传承检察历史、弘扬检察传统的重要载体，又是了解我国包括域外检察工作发展经验、探寻检察制度基本原理和法律监督运行机理的宝库，更是深入开展检察理论与实务研究、推动检察事业科学发展的有益借鉴。在研讨中，记者了解到，近年来，最高检高度重视检察文献收集、整理和研究工作，克服各种困难，多方争取支持，加强基础建设，收集整理了国内外大量宝贵的近现代检察文献资料，在国家检察官学院初步建成了集检察类图书、期刊等纸质资源和数据库、公众网络平台等电子资源为一体的中国检察文献中心。
“中国检察文献中心成立，是一个传承，是检察这门科学的传承，是历史的传承，也是对未来的一个设想。”北大法律信息学术部副研究馆员田建设这样表示。
与会专家认为，在信息化、大数据时代下，如何重构图书馆资源服务、加强图书馆的建设，加强馆藏资源的收集和重塑是一个重要课题。
国家检察官学院副院长董桂文认为，中国检察文献中心不仅仅是静态的储存检察知识的场所，今后更要将这些检察文献加以动态地利用和开发，因此需要从不同的视角开展对检察文献研究与应用的解读。包括从图书馆学的角度，如何进行特色馆藏资源的建设;如何开展特色馆藏资源的服务;如何从研究者的角度对不同时期、不同地域的检察文献加以利用等等，以推动中国检察文献中心实现学术性转型。
北京市法学会法律图书馆与法律信息研究会会长、清华大学法学院图书馆馆长于丽英认为，图书馆特色资源，是指图书馆经过长期积累形成的具有一定规模和独特风格的文献资源，具有系统性、完整性、持续性等特点。特色资源可以表现为学科特色、馆藏特色、地方特色，是图书馆开展特色服务、满足读者更高需求的必要条件。国家检察官学院检察文献中心将建设成为成熟的集检察类图书、期刊等纸质资源和数据库、公众网络平台等电子资源为一体的信息资源中心。检察文献中心既具有学科特色，又有馆藏特色，充分体现了国家检察官学院教学和科研的特色。同时，它拥有目前其他学校和图书馆不具备或少有的馆藏，集中收集更有利于专业利用。
于丽英认为，要进行特色馆藏资源建设，一是必须充分了解特色馆藏的核心资源，如核心文献源、核心研究机构、核心作者、核心文献类型、核心出版机构等等。这是一项建设要求高、工作量大的长期性基础工程。二是必须充分了解用户需求，确定特色资源建设的目标和原则，制定建设规范和资源组织标准，保持建设过程的连续性和完整性，实现文献资源收藏与资源共享的统一。还要逐步建立方便实用、技术先进的专题资源群，以此为基础搭建检察学科资源平台，为检察学科专业研究的可持续发展及各类资源之间优势互补提供有力保障。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樊崇义认为，要建设特色馆藏资源，一要确定“特色”的内涵。从新中国检察制度发展的“三落三起”，到近年来关于检察机关职能的争议等，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检察制度的建立，充满了博弈和斗争。怎么把具有中国特色的检察制度建设好，功在当代、立在千秋。围绕特色馆藏这一思路来收集资源，那么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检察制度相关的历史、动态问题要作为一个主题来重点收集。将这一特色确立下来，这是我们这代人应当做的事情。二要利用信息化手段来提升工作效能，以应因技术高度发展的时代特色。对此，国家法官学院图书馆馆长彭永和表示赞同，在当今环境下，数字化工作对于建设特色馆藏资源尤其重要，重点要考虑如何将这些资源推向全国，物尽其用。
以文献为支撑促进检察理论研究
与会学者表示，检察文献对于学术研究的意义毋庸置疑。清华大学法学院副院长张建伟表示，文献的研究对学术研究具有非常重要的价值，不过，鉴于思维传统和习惯，在学术研究方面，我们会忽略一些过去的研究成果，这也成为当下检察制度研究不能突破的瓶颈之一。他认为，目前对于法国、前苏联等国家检察制度和我国民国时期检察制度的研究，还略显不足，仍然需要对其中的大量的文献资源予以充分挖掘。
“做理论研究、实务研究不该无根漫谈。学术研究的根，就是材料、就是文献。”北方工业大学副研究员邵晖表示，研究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检察制度，要从时空坐标的纵向坐标来看，基于历史、检察制度的演化、发生过程来看，以体现新中国检察制度的不同。从空间角度来看，基于当下背景下，要同域外检察制度，同德法、英美检察制度相比较，以凸显我国检察制度的特色。这种特色体现的是一种比较的研究方法、论证方式，其背后真正的助力或者真正的核心就是对文献的掌握、材料的取舍。所以，对于检察理论界和实务界来讲，论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检察制度的核心点恰恰在于对历史文献、当下资料的掌握。
与会专家认为，中国检察文献中心应在研究借鉴中外检察制度、促进检察学繁荣发展等方面提供重要资源支撑作用。国家检察官学院讲师周晓霞介绍，中国检察文献中心已经注意到要建立特色馆藏资源、建设特色数据库，比如以清末民国检察文献为基准，建立一个特色的数据库。而建立数据库之后，最重要的目的、最直接的目的就是要为用户提供便捷的服务。目前的设想是，可以按照期刊的类型，从时段的特征、专题的类型等角度给用户提供便捷的服务。
国家检察官学院院长胡卫列表示，中国检察文献中心不仅是储存检察文献资源的场所，更要成为发掘、创新和应用检察研究成果的平台。未来，中国检察文献中心将着力打造文献中心电子平台，在此基础上，中国检察文献中心可以开展的服务包括:文献查询、获取服务;信息咨询服务;文献深度开发特色服务。
田建设认为，中国检察文献中心还有一个重要任务，就是要把基层检察院和各级检察院的数字图书馆、情报中心建立起来。这个怎么建立呢?就是要打造平台、数据库，要从检察业务、检察机构、检务公开、司法改革等全套的设计，在整个大的宏观层面上去把握。这样的平台设计，可以为整个制度的研究提供丰富的资源支持。中国政法大学刑事司法学院院长曲新久认为，中国检察文献中心一方面应向外开放，为学术、科研、司法实务提供服务，另一方面要通过收集信息应该掌握关联性，这对检察制度理论研究和推进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
加强文献应用，提高科研能力
文献的利用与科研水平的关系密切相关。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理论研究所副所长谢鹏程表示，占有资料的水平决定了科研的水平，掌握文献的能力决定了科研能力的高度，要提高文献检索能力，活用文献。对此，国家检察官学院天津分院院长常杰认为，任何一项司法制度的确立，都有其背景，包括宪法背景、经济社会背景、法律制度的历史沿革等，而这些都依靠文献做支撑。如果没有文献，就属于闭门造车。只有建立在大量的资料文献分析的基础上，才能确立制度的合法性、合理性、可行性。对国外资料的收集更应如此，更要注重全面收集文献，否则容易被误导。
国家检察官学院副教授张剑文认为，要收集好文献并不容易，有一些困难需要在建设时候就要综合考量。比如很多检察文献并没有转化为学术的形式，也没有转化为数据形式，其获取只能依靠偶发性的来源。比如，由于制度差异、语言障碍，对海外检察文献资源的获取就不能像其他资源一样简易便捷。为了提供更多的资源服务，中国检察文献中心除了作为文献提供者、搜集者，还可以选择作为渠道供应商，在提供信息交流、共享之外，可以作资源渠道的索引，成为不同资源库的桥梁。
中国检察出版社副社长常艳表示，在数字图书馆、云图书馆、移动图书馆成为常态的情况下，中国检察文献中心的数据化工作是重中之中，中国检察文献中心可以借力其他机构比如中国检察出版社进一步加快这方面的工作。
如何加强对检察文献研究对象的探讨，把众多的、分散的检察文献收集好、管理好、运用好，最大限度发挥文献的价值?周晓霞介绍，中国检察文献中心除了原生态的呈现资源以外，还应该利用资源优势，组织科研团队对这些文献进行一个深度的开发。这种开发既可以从图书情报学的角度，也可以从法学检察学这个角度进行。比如，从图书情报学角度，可以开展对清末民国检察文献资源建设研究、清末民国检察文献计量学研究等。
据悉，中国检察文献中心可开展的研究工作包括:检察文献资源建设研究，检察系统内用户信息行为特点研究，检察系统内个性化服务模式研究，检察文献计量学研究等。董桂文认为，对检察文献的研究可以促进检察文献的应用，要通过多种措施使中国检察文献中心更好地服务于检察理论研究。
■相关背景
根据“十二五”时期国家检察官学院发展规划，历时五年的建设，中国检察文献中心(下称检察文献中心)于2015年初步建成。检察文献中心是传承检察文化、弘扬检察精神、繁荣检察研究和服务检察教育培训的重要场所。
检察文献中心纸质资源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检察图书。国家检察官学院图书馆将检察类图书的收集作为检察文献中心建设的基础性工作，以“建成全国最全、亚洲最有影响的检察资料文献中心”为目标，确立了基本收齐大陆地区的(包括清末民国)检察图书、收集有代表性的台港澳以及外文类检察图书的收集原则。目前，检察文献中心通过购买、接受捐赠、复制等方式，已基本实现上述目标。其中，中文检察图书共计6900余种(包括台港澳地区)，西文检察图书300余种。二是检察期刊。检察期刊具有鲜明的检察行业特点，期刊内容涉及检察理论和检察实务的方方面面。目前，检察文献中心收藏的检察期刊共124种，965册合订本。三是检察志。即检察方志。检察志属于官方检察文献，通常由相应的检察机关组织人员(编写组)定期编写，时间跨度较长，是记载各地检察制度发展情况的综合性百科全书。检察志是研究各地检察工作发展情况的重要史料。截至2015年9月，检察文献中心收藏地方各级检察院编写的检察志共计298种，506册。四是检察年鉴。检察年鉴，是以全面、系统、准确地记述上年度检察工作发展状况为主要内容的资料性工具书。截至2015年9月，检察文献中心共收集保存17种，229册检察年鉴。五是检察内部资料。目前，检察文献中心共收集实体内部资料1650种，3156册;音像内部资料33种;内网内部资料35种，4452期。六是检察博士论文。检察文献中心共收藏检察博士论文177篇，并已经形成索引目录。
在电子资源建设方面，早在2012年，国家检察官学院图书馆就与中国知网合作，搭建了“国家检察官学院图书馆数字阅览室”平台，整合了图书馆现有资源，方便研究人员使用。目前，已有电子资源数据库10个，其中外购数据库5个;试用数据库5个。
会场声音
图书馆的发展要与社会发展同步
北京市法学会法律图书馆与法律信息研究会会长清华大学法学院图书馆馆长 于丽英
当下，信息环境在变化，用户信息行为在变化，社会信息需求在变化，图书馆必须随之变化和适应。而除信息环境外，图书馆还同时受到其经济环境、教育科研环境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和制约。图书馆的发展要与社会现实发展同步，才能更好地发挥其作用。
对图书馆名称的描述已从传统图书馆发展到虚拟图书馆、电子图书馆、数字图书馆、移动图书馆、泛在图书馆(Ubiquitous library)等，其变化可见一斑。可以说，图书馆的业务和岗位在发生转变、颠覆、淘汰及扩展延伸。应该说，学术界和实务界对图书馆的未来走向并没有明确的答案和路径。对图书馆的建设要重点关注的问题应包括:图书馆和图书馆员的新职能、图书馆用户、馆藏、长期保存、经费和责任、协作。在此背景下，需要树立新的理念，例如:图书馆的使命不是图书、信息而是人;图书馆服务要以用户为中心，以用户需求为驱动;重组图书馆的业务、服务、资源、人员和预算;重新改造空间方便用户利用;创新合作等，这些推动着图书馆的转型。
随着社会网络以及新兴技术的出现，图书馆的服务形式也受到越来越多的挑战。这些新技术在当前和未来学习与研究中的应用，都对图书馆的服务提出了新的要求。人们在学习和研究过程中，正越来越多地使用数字资源，并且越来越多地通过移动设施(笔记本电脑、手机、iP“d等)来获取所需要的资源和服务;人们转向各种网络技术和工具来发现、管理大量信息，而非图书馆传统发现途径;广泛使用网络服务包括通用的搜索引擎和专门针对学术界的信息服务，开放获取运动的蓬勃发展，等等。这些信息行为使得图书馆传统服务功能日益减弱，服务模式受到极大挑战。因此，在新的信息环境中，需要重新定义图书馆的作用，重新构建图书馆与其服务对象之间的关系。用户服务内容、模式、对象和方法的多样性，是大数据时代图书馆用户服务的一个显著特征。泛在图书馆的概念提示我们，图书馆作为一种功能无时不在、无处不在，也即，用户在哪里，服务就在哪里。
重视文献的学术价值
清华大学法学院副院长 张建伟
相较其他学科，目前我们的检察学研究相对缺乏积累，如何突破学术研究的瓶颈，让检察学研究更加丰满?
我认为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力:一是态度。重视学术原创性，避免学术研究低水平徘徊;尊重学术独立性和学术规律，减少急功近利的学术研究。二是视野。扩大学术视野，了解域外学术理论和法律制度。三是资源。珍视本土资源，加强对本国百年来制度和学术发展成果的研究和应用。四是资料。丰富研究资料，使研究者有源头活水。五是方法。利用实务部门优势，寻找信息源，进行有针对性地实践，多展开实证研究。六是文笔。讲求文笔，尽可能形成自己的学术语言风格。
在这六个方面，如何利用文献资料是重中之重。文献的积累研究，对于现实的研究具有非常重要的价值。比如研究错案问题，早在1932年美国学者埃德文·波查德就对美国的刑事司法系统内种种弊端和产生的误判进行了研究。为了减少误判，他提出了七项建议，虽然时间久远，但这些建议对现在的错案研究仍有启发作用的。
但是，在学术研究方面，我们常常忽略了过去一些重要研究资源。比如，一方面，对于检察学研究来说，主要研究资源之一应该是法国和大陆法系检察制度，而不是我们常关注的英美法系国家的检察制度。另一重要研究资源是前苏联模式的检察制度。要进行法律制度、法律监督研究，避开前苏联的检察学资源恐怕就要走弯路。虽然前苏联已经变成一个历史的名词，但是前苏联当时的法学、法律制度对我国刑事诉讼制度，对我国检察制度仍然有可供汲取的营养价值。
另外，不容忽视的是我们的本土资源。时至今日我们对撤回起诉制度仍存在争议和认识误区，主要症结在于我们对于中国检察制度撤回起诉制度历史沿革、发展脉络缺乏一个持续性的研究。因为我们在做制度设计和检察学研究时，往往忽略了民国时期非常丰富的一些资源，而民国检察制度研究对此早有定论。
总的来说，在我们研究检察学、研究诉讼制度的时候，文献异常宝贵，还需要多挖掘。
找到文献活用文献
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理论研究所副所长 谢鹏程
文献的意义无疑是非常重要的，在科研当中，如何检索文献和利用文献，会直接影响科研水平的高度。其中有两个关键的点就是:找到文献和活用文献。
首先，找到文献，是研究成功的一半，换句话说，文献收集的水平决定了科研的水平。文献检索，在文献学上是一个特定的概念，它是一种文献收集能力。文献检索，首先是检索词的确认。以我的经验来看，首先要找到关键词，这个过程要明确检索是为了研究和解决什么问题，以及相关的定义和翻译，再通过中外搜索引擎来形成确信。其次要善于利用网络，充分利用门户和专业检索网站。门户网站包括专业新闻、政策导向之类的网站，对于检察学研究来说，各个检察机关的门户网站是重要的信息来源。要重视专业检索网站，比如:万方数据、中国知网、谷歌学术(Google Scholar)等等。还要常用国外法律网站，比如国外的JURIST(，是由法学教授编辑的网站，包括美国联邦与各州的案例与法例、法律新闻等)。
文献检索需要注意的一个关键问题是提高文献检索的查全率、查准率。数据收集的能力主要取决于是否查全了、是否查准了，该有的是否都有了。对于重要的研究报告来说，如果该查的资料没有查全、该掌握的没有掌握，那么这个报告的水平就不高。就像办案子一样，关键的证据没有，这个案子就办不下去、办不好。因此，怎么能找全、找准文献是提高研究能力的突破口。
其次，活用文献。文献的利用，按照文献学的说法主要是引述、重述、概述和评述。它包括三种用法。第一种是正用，包括引用、证据、阐发三个层次。在引用方面，由于受到知识产权方面的限制，需要有些做概述、重述，以规避引用的数量。第二种是借用，包括启发、类比、相关三个层次。借用，是比较高级的一种引用形态。它是指什么呢?虽然不是用这个意义原始的语言或者是这一段意义的原始概念，但是可以受到启发，从中发现里面的创新契机。这里面的一种借用的关系、类比的关系，对我们进行创造性研究很有必要。第三种是反用，包括批判、借鉴、归谬三个层次。反用，反其道而行之，从批判过程当中发现真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