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此案疑点很多,证据不足,卢的供词前后矛盾,他说伪稿是刘时达所给,但二人并未对质,又无其他证据,即匆匆将刘凌迟处死。负责审理此案的官员因怕担“不力”的罪名,所以即使罪证不足,也匆匆定案。乾隆虽未加罪孙嘉淦,但孙吓得终日心惊肉跳,而面对身边哭泣的妻儿,自悔以前不该耿直敢奏,致使别人冒自己的名字写伪奏稿,惹今日之祸。乾隆十八年,孙惊惧而死。在文字狱的腥风血雨中,正气与傲骨俱丧,敢于直言的人就更少了。 [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