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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初期，蒋介石在1937年淞沪会战撤退时，已经透露对南京时期党务工作的不满，之后在武汉时期（1938年初），批评范围扩大。
他指责党员只做官不做事，重权位而不重责任，有上层而无基层，骄傲自大，不屑探求民间疾苦，有党章而无纪律与训练。因为这些缺失多半是党员个人的，所以他提出的改正方式是鼓励党员们进行自我完善，包括勤劳敬爱、为国牺牲、为民服务、为主义奋斗。
不久之后，又曾经批评党务工作人员只知争权夺利而不负责任，已经变成特殊阶级，有似满清时代的旗人。
到了1939年初，蒋介石更具体而公开批评国民党，“现在全国各地，党员没有活动，党部缺乏工作，甚至只有空的党部而不见党员，或只有党员名册，而不见党员活动。”
他甚至在国父纪念周上公开痛责党员们的贪腐懒惰，告诫他们必须努力工作，刻苦自励。
他还说党部变成是衙门，党务工作人员变成是官僚，无怪乎国民党在人民群众中声望大降，只有轻视，没有尊重，为老百姓所不齿。
1、蒋介石对国民党的不满及对策
值得注意的是蒋介石的无奈感和迁就感。他私下抱怨，他对党务稍作急切认真的处理时，党内元老人士就会产生误会，而少壮人士又缺乏朝气，“事事皆非，无事不坏，诚不可救药矣。”
而他自己认为能够做的也只限于“安老怀少，徐待其行而已。”虽以总裁之尊，却是百般无奈。不久之后，他对国民党党员队伍落伍废朽程度的失望，竟然使他一时异想天开，认为如果提早实施宪政，或许可以防止国民党的“误国误党”。
这一切言词都足以加强我们的设想，蒋介石对国民党的弱点并非缺乏了解，对它的批评也相当严厉，但是他似乎在内心并不把国民党看成是自己的政治归宿，反而是一个外在的异化实体。
蒋介石在日记中检讨和反省国民党状态时，也显示他对党务缺点高度熟悉，并且批评得淋漓尽致。
1939年初，他就详细地列举了党在各方面的缺失，包括：
甲、本党现状官僚化，衙门化。乙、党在民间声望衰落，被视为争权利，包诉讼，不知民间疾苦和不听民众呼吁。丙、党员精神堕落散漫，摩擦攻訏，无勇气无廉耻，自私自利，丁、党部组织空虚腐败，缺乏训练。戊、党委工作虚伪停滞，徇情谎报，阳奉阴违，有名无实。己、党工作内容散漫零落，无小组会议，不知主义，不遵命令，有职员无党员，有薪水无工作。
蒋介石文字如此锐利无情，即使是国民党的敌对阵营也很难提出更全面性而权威的指控。这些文字记录的存在，也对于战时国民党的缺失和它的领导人的自我剖析，得到许多可贵的启示。
针对以上缺失，蒋介石也提出若干整党建议，包括：
积极争取有志人士入党，健全地方基层党部，减少兼职弊端，不准兼薪，“以解除人民痛苦，为民服务，为党员之首务”，戒除内部斗争，加强小组会议功能，不得干涉行政和企图主导行政。并且主张党的中央委员都应该以党务作为主要工作。
隔不多久，他又列举一批新的缺点，包括：
党务消沉疲弱、无法健全振作；二等以上的人才不肯入党，党务无法发展；地方上党政机关和人员不能合作协调，各级党部之间和同级党部之内人员不能团结；各级党部无法掌握教育、保甲和生产合作机关；本党一切组织、宣传和训练都比不上共产党；党员不肯深入民间，参加基层工作，党员干部办事不切实际，不肯研究负责，办事没有效率，党委变成是官僚；民众不信仰本党和党员，党不能掌握青年，而大学教员一般反对国民党；党政不能团结合作。
才过了一日，他再度加码他的不满，指出：党对人地事物四者都应该定出组织程序；应该建立保甲、清丈土地、兴办合作、开辟交通、实施动员、发展教育；党应该选贤与能，讲信修睦；党应该定出精神总动员纲要，新生活运动纲要，国民经济运动纲要，县以下党政机关应该运用《建国大纲》、《民权初步》等书，和政治社会心理物质各种建设之关系。
蒋介石本人也认识到，虽然抗战时期国民党在人数上看来是扩张，但在机能上则是衰退，许多缺点亟需改正，许多工作亟需进行。
陈诚先后是政府政治部和三青团领导人，但是对于国民党的批评同样严厉。他在1939年春天写道，“本党对于一切只知无理的，消极的统制，而不知积极的，理智的去领导。相反地，一般只知党权高于一切，到处以领导地位自居，而不懂人情世故，不知天高地厚的蛮行，因此引起社会上的厌恶，应设法痛改。”
至少到了1942年，某些国民党高层领袖已经对党务工作产生了危机意识。
6月底陈诚提到“本党致命伤”详细列出三方面缺失：
（1）组织复杂（小组织）：互相摩擦，互相攻击，只顾私人关系，不顾国家利害，无正义，无是非。
（2）机构复杂：非但架床叠屋，而且各成系统，正式公文办不通，私人函电最有效，中央命令可不理，私人意见不可违。
（3）法令复杂：矛盾冲突，朝令夕改，只为个人方便，不顾实际需要。
他以通俗直白的文字，把社会民间对党的不满说得条理分明。但是他的重点依然是党中央的弊病，对于党高层和基层脱节现象并未予以着墨。
蒋介石本人也已认识到问题严重性，并设法提高县级党务工作人员素质，作为全面性加强党力量的方法之一。在1942年11月23日召开的国民党第五届十中全会上，蒋介石把党力量衰退的责任，归咎于各级党书记能力低落，以及党活动经费短缺。
因此他指示，党应该把选拔合格党员以负责县党部工作当成是当务之急。为了加强党对政府的领导，蒋介石提出一条新规定，即让县党部书记兼任县长。但是，这种解决方法混淆了症状和病因而沦为不切实际，因为不论是中央党部还是重庆政府，都没有能力大量指派县党部书记兼任县长。原因很简单，那就是县长任命权在很大程度上，操纵在地方实力派军政首脑手中，重庆政府鲜能染指。
2、经费的短缺
国民党自我强化的企图，在其他许多方面也以失败告终。比如说，国民党为了加强党基层组织，曾经计划在所有乡和镇行政区中建立党部，在“保”中建立党小组。但直到1944年为止，在重庆政府名义上控制的230000个乡和镇中，只有60953个建立了党部，覆盖率不足27%。更何况，形式上的建立和实质上的运作之间还有说不尽的差距。
国民党最基层的组织——党小组——存在问题更严重。即使我们毫无保留地信赖国民党提供的数字（可能大幅夸张），1944年农村超过50万的“保”中也只有167314个党小组。涵盖率也低于33%。换言之，广大基层不见国民党组织踪迹。
关心党务的王子壮在1943年曾经发表过一份感慨，他写道：
“精干人员殊少由党务方面谋出路者。下级县党部人员因生活不足，更不免为新土豪劣绅之事实，借以称霸地方。工作方面，实难发展。……以我国今日之农业社会，大权则操诸耆绅，不危害乡里，已属善者。”
国民党只着力于上层派别的斗争分赃，党领袖对于基层工作既不关心，也一筹莫展。基层即便有党员人数，但是没有组织，不能发挥力量，名存实亡，是最大症结所在。
尽管战时国民党吸收新党员的作风是“来者不拒”，它依然无力扩大组织，其主要原因在于它无法引起广大民众反响。即使在1940-1941年为配合“新县制”实施，党曾经发起一场大规模群众性入党运动，但吸收新党员人数实际上也不到原定指标的30%。
特别值得提出的，是国民党几乎从妇女界完全撤出。国民党自从1924年改组以来，始终不能开展妇女运动，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它不能吸收有能力的知识妇女入党，而这个现象到了抗战时期尤为显著。党无法激发群众自发热情申请入党的结果是，它往往采取强迫入党的蛮横手段，反而激怒更多人转而反对国民党，严重打击党的威望。
人们拒绝参加国民党，并不仅仅因为它没有提供对个人事业前途的指望（因为所有的有权势者都已入党，而且他们在官僚机构中的职位和地盘已经固若金汤），也因为党的微薄经费将会导致一事无成。
在南京时代，党的活动经费约占中央政府财政预算的2-5%。在抗战时期，经费急剧缩减，即便是这些少得可怜的党务经费，也一律被上级机关垄断，下级机关自生自灭。其结果是，在乡镇及其下级党务机关所有工作人员都无薪给，一切党务活动都需靠党员缴交党费维持，而1940年党员每月党费只有两角钱，靠这点钱来维持党的任何活动都是荒谬之极。
经费匮乏常迫使县和县以下党务机关长期处于完全停顿工作状态。鉴于战时中国社会普遍性贫困，党经费短缺强烈地打击了人们参加基层党组织工作的意愿，而那些已被分配去做这类工作的人，更是急不可待地想逃脱樊笼。
3、纪律涣散
缺乏干练胜任的干部，是国民党长期面临的严重问题。清党以后，国民党停止了在群众和学校中的党务工作，造成在此后10年中缺乏新血供应。在南京时期，由于经济、政府、军队和交通等领域的急剧发展，又把党内许多人才吸引离开党务工作。
例如，中央政治学校创校的明确目标就是为了培养高质量党务干部。然而它事实上转型成为一所公共行政学校，许多毕业生竭力挤进政府机关而不是党务工作。
国民党在战争时期，无论在中央、省或是地方阶层，都仓促地举办了许多训练计划。但是党务干部培训工作经常被其它许多更为紧迫的需求所挤压。因此在1937-1941年间，从事党务工作的干部在国家培训计划仅占受训人员的6.5%，而在地方培训计划中，则仅占受训人员的2.1%。这些微不足道的数字再次反映出一种现象，即和上层党务工作相比，地方党务工作没有受到重视，因此培训工作无关紧要。这种现象一直持续到战争结束。
上述因素的综合影响，不可避免地使基层组织产生了非常严重的道德和纪律方面问题。从历史上看，国民党从来不曾是一个以纪律严明著称的政党，唯一例外是对付共产党分子。1930年代，国民党屡次在党纪问题上进行自残，因为凡是反蒋介石运动领袖人物都会被“永远开除党籍”，然而一旦和蒋介石的矛盾消弭，他们的党籍又会被恢复。这种情况对党的纪律政策和执行机构的正义性和公正性，构成极大讽刺。
它只是证明所谓纪律者，无非是政治斗争的借口，缺乏道德正义内容。
在抗战的最初四年里，纪律持续下滑。1937-1941年间，尽管有大批党员不称职、懦弱、腐败，甚至潜逃变节，但只有1827起违纪案件被送交中央监察委员会处理，而其中只有不到三分之一案件的判决是永远开除党藉，其它案件则仅仅以给予严重警告，或轻微的留党察看处分而结案。
鉴于中央监察委员会完全不起作用，因此国民党又另起炉灶地建立“党员监察网”，藉此表明党重整纲纪的决心，也反映出党中央对党纪日益恶化的担忧。
监察系统设立于1940年10月，其用意是将党内中统局长期以来进行的秘密侦查活动予以正规化和加强化。尽管监察系统成立时大张旗鼓，但是实际成效非常值得怀疑。因为这个拥有44000多名工作人员的庞大监察系统，在1944年度只让541个违纪党员受到严厉惩罚。这一记录充分证明，一个党员在战争年代，只要不公开投降日伪政权或投奔共产党，就有足够信心可以逃脱任何贪赃枉法罪责。战时党纪律实际上是自欺欺人。
以上叙述让我们了解到，民众对国民党的蔑视其来有自。即使那些仍然坚持党的政治理想者，也会鄙视党部在地方上的所作所为。
4、何以没法整改？
国民党秘书长吴铁城在1944年承认，党显然已无力在基层党员中唤起任何热情，哪怕是鼓励党员参加党小组活动也力不从心。他对这种冷漠忧心忡忡，但却公开表示无力扭转局面。
简言之，南京时期的军事化趋势虽然阻碍了党的肌体成长，但至少还能够履行有限度的统治职责。一旦战争爆发后，在地理、社会组织和人口文化等剧烈变化的冲击之下，党的机构全盘失灵。在1938年3月国民党临时代表大会以后，蒋介石本人对国民党的批评变得更加严厉和频繁。
他在有关战时党务的演讲中，多次把党的缺点归结为纪律废弛、道德败坏、组织松散和机关官僚化，全部都败坏了党的声望。蒋介石的批评也被中央党部秘书长和组织部长重复引用。中央组织部部长朱家骅甚至在1942年底坦承，许多县党部的风纪和工作作风质量的恶劣程度，让他简直没有颜面造访他们的办公室。该年初，陈诚在湖北恩施与干部训练团学员对谈中，也发现这些中高级公务员的受训者普遍蔑视党团，直指它们的负责人都是青年们所不齿者。
1944年5月，民众对国民党的憎厌达到了新高潮，以致历来以行事温顺著称的中央执行委员会在一次会议上，也忍不住严词厉色地宣泄他们对党组织部和党领袖们的绝望情绪。
尽管这些批评显示，党内部分领袖并不是没有意识到问题的存在，但重要的是他们永远不可能像中共那样在党内发动大规模整风运动。如同国民党最显著的组织特色是它是由两部分拼凑而成。一部分是大量的普通党员，在战时涌进国民党，他们的权势和支持来源来自地方权势力量，而他们的效忠对象也是这些地方权势力量。
另外一部分则是从东南沿海地区连根拔起，而栖身于大后方的国民党领袖们。他们在名义上继续占据领导地位，但实际上却无法注入引进新的组织手段，去建立对普通党员的沟通和领导。基本上，战时国民党已经沦为水上漂萍，对于广大社会土壤，完全无法播种插秧而栽培成开花结果。
纵观国民党在长达八年战争年代的历史，没有执行过任何有实质意义的建党整党计划，当然首先能够归罪的因素是战争破坏，使党领袖们难以从事长期性整改计划，但是还有两个重要原因。
最直接的原因是国民党过于仓促地引进了一大批有名无实的党员，在形式上成立党部，而县乡级以上党部工作人员又可以用公款、领薪水，成为一个“在朝党”。如此之党，纵然经费不充裕而无法推展党务，但却可以支薪勉强糊口，进而运用手中权力去寻觅法外“生存之道”。在这个过程中出现的地方党务干部，完全没有使命感去培养社会深厚基础和发展党员。
他们心中所想，是如何运用党的招牌追求自身利益，而不是探访民隐为民喉舌，从广大民众中发展党员，成为生产力，最后成为得力干部。这个锻炼和训练工作在基层完全没有得到重视，其结果是党务在基层虚有其表。有一群行尸走肉的党员，更有广大的漠不关心、甚至是心怀怨恨的民众，以致造成党的基层组织全面瘫痪，精神萎靡。
然而更深层原因，可能是蒋介石对中国革命的性质和国民党在革命过程中的作用的认识。有鉴于蒋介石在战前一向偏重军事而忽视党务的历史背景，即使他在抗战时期想要加强党的功能，可能也很难找到合适办法和干部。
还有另外一个可能性就是，尽管他曾经公开而尽情地鄙视国民党的无能，他也或许不会因党的沉沦而过分担忧。因为尽管战争的确带来巨大压力，但是蒋介石对中国革命的观点，似乎依旧没有修正。
他亲自审定的《中国之命运》一书就是最好证据。该书于1943年出版，是蒋介石对国民党革命目标一贯看法的最权威论述。该书充满了个人情绪化的论述，尤其是针对中国在西方帝国主义压迫下所受的屈辱，强调要集中民族意志，废除不平等条约，并将此视为民族革命的终极目标。
依他所见，以军阀为表现形式的中国国内封建主义问题，已经因北伐成功而解决。相对而言，他强调此后国家的革命热情必须全部投入到废除不平等条约这一未竟的事业中去，因此号召民众践行“联合”、“团结”、“公德心”和“奉公守法”，以求实现“中国之命运”。
按照蒋介石的这个思路，中国内部的社会经济结构完全没有进行革命的迫切性和必要性。只要国民党领袖们把重庆政府机关和军队牢牢控制住，则国民党本身即使衰退也不致招致大祸。既然国民党领导层存在着这样观点，无怪乎当他们看到普通党员不仅不积极实施训政时期各项事业，反而压迫民众和贪污腐败时，也能对此听之任之，并不产生危机感。这个认知上的惰性，在抗战时期持续不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