彪炳史册的辛亥革命，结束了长期统治中国的君主专制制度，开创了中华民族历史发展的新纪元，对此中外学术界研究成果丰硕；但对辛亥革命的历史贡献，仍有一些不同认识，有人认为辛亥革命终结了清末新政，未必合适。在此有必要依据史实，重点论述清末新政的困局及其与辛亥革命发生的内在关联，进一步加深对清末社会演变历史进程的认识。
1、战火后的新政
1901年1月29日，尚逃亡在西安、惊魂未定的慈禧太后以光绪帝的名义，颁布了一道“变法”上谕。此后，清朝政府便相继推行了一系列新政措施，其中包括：
在政治机构方面，将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改为外务部；裁河东河道总督、湖北、云南、广东三省巡抚；裁詹事府、通政司、太常寺、太仆寺、光禄寺、鸿胪寺等衙门。在军事方面，裁汰制兵防勇，精选若干营分为常备、巡警等军；停武科试，设武备学堂；设练兵处，编练新军；设立巡警部，举办警政。在经济方面，设立商部；公布商会简明章程，制定奖励公司章程；颁布商律及公司注册试办章程；在京师设立劝工陈列所，设立高等实业学堂，设立户部银行。在文化教育方面，诏开经济特科；废科举，令各省设立学堂；奖励留学。
在上述新政措施中，编练新军、奖励实业和改革教育制度最为引人注目。
1901年9月7日，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订立。同年10月6日，慈禧太后从西安动身回京。当时火车只通到直隶正定，其余路途，皇室一行都乘黄色的轿子旅行，随行人员包括大批骑兵卫士、官员、太监和仆人。行李车队非常壮观，大约有3000辆马车，插着旗子，披红挂绿，装得严严实实。其场面，连见多识广的英国记者莫理循都觉得太过分。
对在中国大地上逞威的列强，清朝统治者则是低三下四，曲意逢迎。上行下效，各级官员一意媚外，唯恐惹恼列强，有的并将其视为靠山。很多地方官员依旧闭目塞听，昏聩愚昧。1907年7月，俄国人阿列克谢耶夫到了开封，河南巡抚设宴款待，席间谈到了俄罗斯的西伯利亚，身为一省之长的巡抚竟一无所知，对刚结束不久的在中国东北厮杀的日俄战争也麻木不仁。这名俄国人不由得感叹：“我已经不是第一次见到这种消极怠惰的愚昧无知了。”
20世纪初年，清朝政府阿谀奉承，洋人在中国更是趾高气扬，耀武扬威。只有在罕见人烟的新疆罗布荒原，外国人惊讶地遇到了不知朝廷变故，仍坚持盘查他们的地方官员。这令1907年在当地考察的英国人斯坦因大为惊诧，因为此前他在中国所到之处，各级官员无不唯唯诺诺，从不敢拂其意，根本不用出示护照，唯独在这异常荒僻地，却遇到了恪守职责、维护国权的清朝官员。
2、新政的困局
《辛丑条约》后，清朝政府多方取悦列强，同时想通过推行新政，维持其统治，然而清朝已病入膏肓，不废弃君主专制制度，只做一些枝枝节节的变革，是无济于事的。1902年，张之洞照例举行慈禧太后万寿庆典，时为张之洞幕僚的辜鸿铭感叹：“满街都是唱《爱国歌》，未闻唱《爱民歌》者”；并联词成句：“天子万年，百姓花钱；万寿无疆，百姓遭殃。”闻者无不愕然。
另一方面，新政启动后，看起来似乎颇为热闹，但在实际执行时，各级官员大多敷衍塞责，应付了事。还在1899年10月6日，慈禧召见盛宣怀时就曾抱怨：“现今毛病在上下不能一心，各省督抚全是瞻徇，即如州县官，案件尚不肯说真话。”她在世并启动新政时，中央政府的权威尚在；载沣上台后，则大不如前。如果从当时各地督抚的奏折来看，几乎无不表示赞成并认真推行的。但事实上，有些督抚实际上并不赞成，曾先后出任广东巡抚、山西巡抚、河南巡抚和两广总督等职的张人骏
即是其中的一个。
张人骏之所以对新政多持否定的态度，一是认为推行新政会增加财政开支，势必加重对百姓的盘剥，“然民力竭矣，再加搜括，恐成土崩之祸”，不可收拾；二是认为有些新政措施，如编练新军、成立商会和选派留学等，未必对清皇朝有利。他反对派员留学，认为将败坏人心，助长革命。张人骏从守旧的立场出发，不赞成新政，但他久历官场，对各级官吏的昏庸贪婪所知甚多，因而他的一些担忧也并非毫无根据。清末新政的范围很广，包括裁撤冗衙、整饬吏治、修订律例、编练新军、创办巡警、振兴实业、废科举、兴学校等。1905年以后，又增加了许多“宪政”预备措施，如官制改革、设谘议局资政院、地方自治等。这些举措无不需款，成为清皇朝财政的沉重压力。
中央的新政费用向各省摊派，各省的新政费用向州县摊派，最终无不落到百姓头上。一方面是庚子赔款后极严重的财政危机，另一方面则是官吏的津贴、办公费用激增，恣意挥霍享受。于是各级官吏上下其手，巧立名目，大肆敲榨百姓，中饱私囊，民众苦不堪言。德国在华传教士卫理贤曾描述：“满洲贵族利用当时的混乱为自己谋利益，改革措施争相出台，可是钱花了一大把，却不见有什么实质性的进展。这种状况又在全国内造成普遍的不满，为了对付一个接一个的改革法令，地方官员不得不在当地搜罗钱财。”
这就使清朝统治者与人民大众的关系，处于更为紧张尖锐的状态。英国外交部档案中的《1910年各驻华领事馆情况报告摘要》载：“因兴办和维持警政、学堂而增收捐税，显然易使这类革新在许多地方都不受欢迎。”户口调查，是预备立宪的基础工作之一，也是现代国家行政管理制度建设的必需。1908年颁布的《逐年筹备事宜清单》规划：1908年颁布调查户口章程，1909年调查人户总数，1911年调查各省人口总数，1912年颁布户籍法，1913年实行户籍法。各地民众却心存疑虑，“或曰将以抽丁当兵，或曰将以按人勒税”，不予配合并抵制。
在推行地方自治过程中，也是弊端重重，假公济私、贪污受贿者比比皆是。这就使更多的人从一度抱有某些希望，到希望破灭，从而激起更大的不满。1911年，向来不赞成革命的梁启超感叹：“在今日之中国而持革命论，诚不能自完其说；在今日之中国而持非革命论者，其不能自完其说抑更甚！”众多爱国者，正是从严峻的现实中进一步扬弃对清朝政府的幻想，进而更积极主动地去探寻救国之路。
3、民众的愤怒
综观清末新政的全过程，主政者缺乏通盘考虑，也是败因之一。在财政方面，清末新政是在国家制度层面一次涉及广泛的改革，所需费用之巨，不言而喻，清朝统治者对此却无足够的盘算。法国陆军部档案载，连当时在北京的法国外交官也观察到新政举措与政府财力的脱节，认为这是很危险的。一方面是财政拮据，一方面却是借新政想方设法从中谋私利者大有人在。也有人则趁新政各类机构设立之机，想方设法安插亲友，结党营私。于是官府对民众的盘剥有增无巳，当时许多苛捐杂税是在推行新政的名义下陆续新增的，不少还是由地方官吏以至当地劣绅自行添收的。清廷也承认：“各省督抚因举办地方要政，又复多方筹款，几同竭泽而渔。”时人感叹：“以前不办新政，百姓尚可安身；今办自治、巡警、学堂，无一不在百姓身上设法。”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各地民众自发的反抗即习称的“民变”愈益高涨，成为辛亥革命重要的社会基础。
与此同时，官场腐败愈演愈烈，清末大臣那桐曾负责监修某项工程，与他共事的同僚对公然收受贿赂尚有顾忌，那桐竟反加嘲讽，自称：“你是个大姑娘，贞节要紧，我则早非完璧，不在乎此矣！”难怪在武昌起义后，清廷行将崩溃时，隆裕太后面对众王公大臣哀叹：“予三年中深居宫中，不预外事，一般亲贵，无一事不卖，无一缺不卖，卖来卖去，以致卖却祖宗江山。”言至此，失声大哭。广大民众的生存状况则普遍窘困。新政期间，货币超量发行，全国范围内银贵钱贱，物价连年上涨。铜钱是当时广大民众日常生活中通用的主要货币，它的一路贬值，意味着百姓日常开支的陡增，生活愈加艰难。他们所受的各种压榨，却有增无减，苦不堪言。
概而言之，清末新政是清皇室在国都沦陷后仓促推行的，并无仔细的全盘筹划，陆续实施的诸多举措缺乏必要的财力支撑，因循守旧的各级官员对新政的推行缺乏足够的认识、热情和能力，其中很多人反而将其视为假公济私的良机，结果新政的巨大开支多被转嫁到民众身上，招致普遍的怨恨；与民怨沸腾相呼应，伴随办商会、兴学堂、倡留学、练新军等新政举措成长起来的新的社会力量，更加不满于清皇室的内外政策，强烈地希望社会现状能冲破统治者的束缚，有根本性的变革和转机。辛亥革命正是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发生发展，它深刻地反映了清皇朝统治的总体危机和各阶层民众对它的失望、怨恨和唾弃，包括新政在内的其种种“自救”举措已无力挽回大局，而代表着当时中国社会前进方向的辛亥革命，就在这一历史过程中孕育、生成和爆发。无视或曲解这些史实，都是不可取的。
4、新的社会力量
应该指出，尽管新政的本意是要尽力维护清皇朝的统治，但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近代中国历史发展的客观要求，在社会经济和思想文化教育等方面，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新政期间，由于得到政府的允许和鼓励，各地工商业者具有近代性质的社会组织——商会纷纷成立。以往受传统行会的束缚限制，工商各行业之间相互隔阂，鲜通声气。1903年仅上海、开封、芜湖等几个城市组织了商会。1904年初，商部奏准颁行《商会简明章程》后，规定在各省省城或通商大埠设立商务总会，府厅州县设立商务分会，集镇则设立商务分所。
到1911年，除个别偏远省份外，全国各地都相继成立了商务总会、分会和分所。新成立的商会，是工商各业的枢纽性机构，它打破了公所、会馆的行业地域之分，不限籍贯和行业，是联络工商各业的统一组织，亦有助于工商业的发展。以后随着社会矛盾的演化，商会逐渐成为中国资产阶级开展反帝爱国斗争和抗争清朝统治者的重要力量。
改革教育制度和废除科举后，各地新式学堂纷纷设立。即使守旧者如张人骏等，为其子女的前程计，虽抱怨“允亮中文已成，惜科举已停，不能一试”，也还是接受了新式学堂，先是打算让他的儿子张允亮入学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所办的山西大学堂，认为该校“教习皆系英人，课程虽无中文，而西学普遍似较他处全备 ”。后因张人骏调任河南巡抚，其子转往北京入了译学馆，学习俄语。
新式学堂在各地发展很快，其中办得较好的几乎都开设了自然科学方面的课程，高等文、法学堂更开设了介绍西方社会学说的课程，这就在人们眼前打开了一个新的知识天地。夏衍曾回忆1908年他初入新式学堂的经过：“这一年春季，我进了‘正蒙小学’，这是一家当时的所谓‘新式学堂’，但是功课并不新。我插班进二年级，一年级学生念的依旧是《三字经》，不过这种新的《三字经》已经不是‘人之初，性本善’，而是‘今天下，五大洲，亚细亚，欧罗巴，南北美，与非洲……’了。”
民国年间曾任北京大学校长的蒋梦麟，追忆他在20世纪初叶入学浙江高等学堂，眼前豁然开朗，对一切都可以看得比较真切了。他开始读包括英文原版的世界史在内的各类书籍，所接触的知识非常广泛，从课本里，从课外阅读，以及师友的谈话中，对中国以及整个世界的知识日渐增长。时值革命思潮日渐高涨，学生们互相传阅宣传革命的小册子、杂志和书籍，有的描写清兵入关时暴行，有的描写清廷的腐败，有的则描写清廷对满人和汉人的不平等待遇。学生们如饥似渴地读着这些书刊，几乎没有任何力量足以阻止他们。
各种新知识的接受，促使这些学生更多地去观察社会，并逐渐倾向革命。与此同时，一些归国留学生成了新式学堂的教师，据统计，在1907年至1909年江苏省的专门及实业学校的教师中，海外留学归国者有180多人，占教师总数的22%，如果加上中小学和师范学校等，数量则更多。
不少中国同盟会的重要成员，多有这样的经历：先在日本东京参加了中国同盟会，有些还在日本的军校学习了军事，回国后就以各类新式学堂为基地，在这些学堂的教员和学生中发展同盟会会员，再组织和推动这支扩大了的力量到新军和会党中展开革命活动。也有一些人回国后，直接到新军和会党中从事革命活动。武昌起义后，四川宣布独立，各界人士聚会庆祝，正在成都求学的郭沫若目睹：“校场正中搭了一座临时的舞台，舞台上簇拥着不少的革命党。革命成功以后的革命党人真是不少！平常我们时常看见的官班法政的教习、绅班法政的教习，乃至有许多穿军服、带指挥刀的，原来都是革命党人。”
当时国内新式学堂包括新式军事学校的大量建立，新式学堂学生人数的迅速增长，使得革命派在国内的社会基础大为扩大。他们逐渐成为一股新的社会力量，在革命斗争中扮演着相当活跃的角色，发挥了重要的先锋冲击作用。这些却又是清朝政府所未曾料及的，也令它追悔莫及，严令惩办。清朝统治者的这种对外卑躬屈膝，对内凶相毕露与人民为敌的基本态度，始终顽固坚持。越来越多的爱国者，包括那些最初并不主张革命而倾向于改良者，硬是被它推到了对立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