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费，一头连着经济大盘，一头连着百姓生活。“着力扩大国内需求”“把恢复和扩大消费摆在优先位置”……在拉动经济的“三驾马车”中，消费的作用越来越重要，成为贯穿2023年全年的重点工作任务之一。
可喜的是，一季度，我国消费实现了快速复苏，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回升至66.6%。“五一”小长假期间，消费市场再度交出亮丽成绩单。同时，我们也要看到，目前消费恢复的基础尚不牢固，内生动力也稍显不足。如何进一步提振消费信心？金融如何助力促消费、扩内需？围绕这些重要话题，《中国金融家》特别邀请10位经济学家，以圆桌论坛的形式，纵论消费与经济，解析中国整体消费现状及未来趋势。
目前，我国消费现状如何？人们的消费能力与消费意愿怎么样？
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理事长、植信投资首席经济学家兼研究院院长 连平：消费回暖趋势未变 需拓宽促消费增长思路
连平：2023年以来，消费如期快速回升，但未出现报复性反弹，并呈现出服务性消费恢复程度明显好于耐用品消费的特点。结合各项消费数据看，消费复苏虽然没有那么乐观，但也不必悲观。从具体表现看，服务业PMI表现强势，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数据大幅回升，消费贷温和改善，表明需求持续回暖趋势并未发生变化。
作为疫情受控后的首个“五一”假期，交出了一份总体符合预期的“消费成绩单”，延续了今年一季度以来消费大幅回升的良好态势。从“五一”各项消费数据看，我国消费市场呈现出增长快、结构新、活力足和潜力大等积极特点。令人瞩目的是旅游行业快速恢复，文化娱乐行业欣欣向荣，商品销售表现亮眼，消费升级加快推进。
在消费复苏过程中也的确存在一些问题。一是就业形势未出现明显改善，重点群体就业压力仍大。二是将可支配收入用于消费的态度较为谨慎。根据央行发布的三份调查报告：《2023年第一季度企业家问卷调查报告》《2023年第一季度银行家问卷调查报告》和《2023年第一季度城镇储户问卷调查报告》，尽管一季度倾向于“更多储蓄”的居民占比下降3.8个百分点，但比例仍高达58%；用于“更多消费”的居民比例（23.2%）不足四分之一；剩余18.8%的居民用于投资。三是促消费政策力度仍然偏弱，尤其是对大件耐用消费品的支持力度。
从短期看，建议可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考虑制定政策。一是继续推行汽车购置税减免、购车补贴、降低车贷利率和以旧换新政策。二是鼓励和支持平台经济，带动线上消费和新消费。三是对服务性行业给予有效支持，对商家可加大减税降费力度、延长缴税和还贷期限；对顾客可设计相关金融优惠活动，如消费返利、满减折扣、优惠观影和加油以及旅游消费抵扣等。四是继续做好中小企业在疫情后期的纾困工作。对于受疫情影响较为严重的企业，可考虑出台临时性的员工工资补贴政策，将部分财政资源适当地用于企业员工薪酬保持方面，既能减轻企业负担，又能增加居民可支配收入。五是加大居民消费需求提振的支持力度。多措并举保障就业和增加收入，鼓励灵活就业并提供社会保障。消费券的发放范围可进一步扩大以及发放方式可更为多样化，还要对真正困难的家庭给予现金补贴和现金抵扣券。
从长期看，需要拓宽促进消费增长的思路，促进消费加快稳步发展。具体可从以下七方面入手：加快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步伐，扩大消费需求增长的基数和增量；促进服务业规模和质量发展，增加服务型消费；加大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力度，提升农民消费能力和促进城市消费增长；培育与消费相结合的有效投资；改革相关税制，提升高净值群体的消费意愿；进一步完善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提高社会保障的共济性，解决居民不敢消费的后顾之忧；更加务实地实施鼓励生育政策。
一季度我国住户存款增加9.9万亿元，为何我国国民依旧偏爱存钱、不敢花钱？
光大证券研究所所长助理、金融业首席分析师 王一峰：“伤痕效应”对消费回暖产生扰动 建议多渠道出台鼓励性政策
王一峰：第一，一季度居民存款和居民消费现状。从宏观经济数据来看，一季度居民部门出现了“存款高增、消费弱复苏”的迹象。一季度末我国居民存款余额130.23万亿元，余额较年初增速为8.22%，增速创21年以来新高。一季度末居民贷款余额77.48万亿元，较年初增速为3.39%，尤其是以住房按揭贷款为主的中长期贷款增速仅为2.2%，按揭贷款“早偿”增加。同时，从消费数据来看，随着经济发展进入常态化以及人员流动增加，一季度社零总额同比增长5.8%，较上年明显回暖，但消费尚未完全修复，居民消费能力和消费意愿偏低。从结构上来看，出行类、饮食类消费快速复苏，但汽车、电子、家电等耐用品消费表现疲弱。我国消费占GDP比重约50%左右，低于中高收入国家消费比重，叠加存款高增贷款低增的现象，如何促进居民部门的合理消费成为重要议题。
第二，存款高增、消费弱复苏的背景和影响因素。一季度“存款高增、消费弱复苏”的现象，一定程度体现了我国居民部门“重储蓄、轻消费”的特征，具体而言主要受以下几方面因素影响：一是疫情后的“伤痕效应”。从世界各国看，疫情带给居民收入和生活不确定性增加，居民边际消费倾向下降，储蓄率均会上升。根据人民银行城镇储户调查问卷显示，2022年末居民储蓄意愿持续较强，倾向于更多储蓄的居民58%，较疫情前上升10%左右。“伤痕效应”导致资金在经济循环中周转率下降，可能对居民消费回暖产生持续扰动。二是居民工资性收入和财产性收入预期下降，偏好储蓄以应对未来不确定性。根据统计局数据3月末我国16-24岁就业人口调查失业率19.6%为近年来新高，同时房价与股市的调整影响了资产的财富效应，居民在收入预期下降的背景下对于储蓄需求增加以应对未来不确定性。三是“被动储蓄”上升，资管产品与存款呈现一定“跷跷板”效应。2022年资本市场动荡加剧，尤其11-12月理财赎回压力加大等因素影响，居民对资管类产品投资需求减弱，存款类资产配置需求相应提升。四是以中青年人为主的人口结构是储蓄高增的长期影响因素。一般来说，低龄及高龄两个年龄段的人口对储蓄的贡献小于中青年龄段，中青年要考虑居住、教育、养老、医疗等各项支出，因而具有较强的储蓄动机，目前我国人口的平均年龄水平恰好是在对储蓄贡献最高的时段。
第三，增加居民消费的合理化措施与建议。在经济企稳复苏预期下，部分居民储蓄有望外溢消费领域，稳固经济复苏基础。一方面，政策上鼓励消费复苏，推广切实可行的一揽子消费复苏政策。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把恢复和扩大消费摆在优先位置，建议多渠道出台鼓励性政策，完善基础设施和消费场景，支持合理住房改善需求、新能源车等大宗商品消费。另一方面，经济企稳复苏也有助于提高居民劳动报酬，改善居民收入预期。提高居民收入水平是增加消费的重要基础，国家可通过转移支付、降低税费等手段，增加居民劳动报酬或财产性收入。此外，积极发展资本市场和权益市场投资环境，鼓励理财、基金等资管产品在服务实体经济的前提下合理发展，通过稳健的金融产品收入预期提高居民财产性收入获得感，降低对于未来不确定性的担忧。后续看，经济企稳复苏预期下居民就业和收入预期有望边际改善，居民资产负债表将得到部分修复，随着居民消费预期修复和线下消费场景的拓展，叠加相关刺激政策有可能进一步展开等有利因素，居民消费逐步修复可期。
从国际国内经验看，刺激消费的大招、高招有很多。您如何看待这些刺激消费的措施手段？这些方法是否行之有效？
上海新金融研究院副院长、上海交大上海高级金融学院教授 刘晓春：扩大消费以拉动经济 不能就消费论消费
刘晓春：人们的消费能力，基于已有收入和对未来收入的预期，在此基础上，消费观念、习惯、文化、时尚等影响人们具体的消费欲望和取向。所谓刺激消费，那些刺激手段也是在人们现有收入和对未来收入预期的基础上发挥作用的。
刺激消费的手段主要有发放现金、消费券、降低存贷款利息、降价等。这些手段一般能短时间内刺激消费增长，但刺激过后能否保持消费增长的势头，依然取决于人们收入的增长和对未来收入的预期。在一定条件下，比如收入下降或预期收入下降，这些刺激手段可能收效甚微。如果在消费被刺激起来后，没有经济和就业的及时好转，没有收入增加的承接，消费的增长趋势不仅不能持续，很有可能带来更严重的消费萎缩，以及部分人过度负债消费带来的社会问题。
给居民发放现金，是个人当下收入的增加。对于比较富有的人，可能并不会因此增加消费；对于正收入群体，很可能会增加消费；而收入下降的人群，则会把这笔收入当作缓解收入下降压力的补贴，综合平衡，最多是不减少消费。所以，一次性发放现金，刺激消费的效果有限。疫情期间，美国持续性发放的现金甚至超过了一些人正常工作的收入，刺激了疫情期间的消费，但疫情后能否保持这样的消费状况，还要看经济恢复的程度。港澳疫情以来每年发放现金，对中等收入和低收入群体来说，只是对收入减少的些微补贴，可以起到维持原有消费的作用。而之所以每年发放，就是因为经济没有恢复，消费被一次性刺激后并没有能保持增长的势头。
发放消费券对消费的即时刺激作用是显而易见的。因为消费券不是货币，不能储藏、存款，只能消费，而且有消费期限限制。如果必须搭配现金进行消费，则作用更大。但被刺激起来的消费势头能否持续，与现金相同。
降低消费品价格，一定程度上能刺激一时的消费。商家有规律地打折销售，可以聚集人气，提高销售量，通过加快商品和资金的周转速度提高收益。但打折销售在整个市场中的作用是局部的，即使有几个同类商家同时竞争性打折销售，在市场中依然非常局部，整个市场依然是正常运行。如果以宏观上刺激消费为目的要求大多数商家对消费品打折销售，可能只会促使人们在打折活动期提前购买未来需要使用的物品，打折活动结束后，如果没有收入的即时增加，消费反而可能陷入低迷。由于这样的打折促销活动，不是商家的经营策略选择，对商家也未必有利。
降低存贷款利率以刺激消费，需要分别存款和贷款的作用。希望通过降低存款利率将存款赶出银行增加消费，对于中国人作用不大。中国人储蓄的主要目的不是利息收入，而恰恰是为了防备未来不测。所以，如果未来收入不可预期，中国人一般是不会因为利率高低改变储蓄意愿。降低贷款利率，能显著提升人们贷款买房的欲望，不过，这一般建立在对自己和对房价未来正向的预期上。但靠大力发展消费信贷以刺激消费增长，则无异于饮鸩止渴。贷款的前提是未来有还款能力，超越未来还款能力贷款消费，可以刺激一时的消费增长，但会给银行未来造成不良资产，甚至许多家庭与个人因无力还贷而引发社会问题。
可见，消费能拉动GDP，但长期而言，很难说消费本身能被拉动或刺激。短期通过各种手段将消费刺激起来的目的，是希望消费带动经济增长和就业增长，进而使居民收入实现增长，以维持消费的增长，形成消费与经济的正向循环。然而，短期的刺激，没有适当的推动经济增长的措施，被刺激起来的消费也很难将经济拉动起来。扩大消费以拉动经济，不能就消费论消费，只在刺激消费上下功夫。
有观点认为，制约消费的主要因素是居民收入不足。您同意吗？如何提高居民收入水平，扩大居民消费需求，使经济良性向好增长？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研究员 娄飞鹏：消费恢复要在实现可持续性上发力
娄飞鹏：这种说法有其合理性。一般而言，消费主要由收入决定，实际收入不足导致消费不足，未来收入预期不佳也会导致消费不足。同时，消费还受消费习惯、消费场景、相关政策等因素影响。就我国目前所面临的情况看，收入对消费的制约主要体现在中低收入群体收入增长较慢，对未来收入增长预期不佳，其较高的边际消费倾向蕴含的消费潜力难以有效释放。
疫情对整个经济增长造成冲击的同时也具有结构性特点，对中低收入群体影响更大。从行业来看，需要人员接触的餐饮等服务行业所受影响更大。从企业规模看，抗风险能力较弱的中小微企业所受影响更大。相比之下，服务行业、中小微企业吸纳就业更多，其受到疫情冲击更大导致就业压力增大，进而引发依靠工资收入的中低收入群体收入下降，居民收入差距扩大。2020-2021年，全国居民收入基尼系数均高于2019年。
由于中低收入群体边际消费倾向较高，其收入受疫情影响较大导致居民消费不足，消费结构发生变化。一方面是消费总量问题。2020年、2022年我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负增长，消费总量不足特点明显。另一方面是消费结构问题。2020-2022年，全国居民恩格尔系数都高于2019年，城镇和农村居民家庭都是如此。这反映出面对收入下降以及预期不佳，居民对食品消费的支出占比提升，整体消费质量在下降。
综合来看，消费对经济增长贡献总体较高，推动经济运行持续好转、内生动力持续增强需要把恢复和扩大需求放在首位，在供给恢复相对好于需求、投资恢复相对好于消费的情况下，需要着力推动恢复消费来实现稳定经济增长的目标。消费恢复实现可持续的关键是增加居民收入，提高居民的消费能力，也就是要恢复的消费是有收入支撑的消费，以增强消费恢复的可持续性，最终实现经济恢复的可持续性。
在具体措施上，最重要的是增加居民就业，增加居民工资性收入以提高居民收入水平。疫情以来，我国城镇居民就业压力增加，尤其是16-24岁年轻人就业压力较大、调查失业率持续高位运行。后续需要充分利用服务业恢复较好的势头，支持服务业和中小微企业发展，发挥其吸纳就业潜力较大的优势创造更多就业岗位。在此过程中，也要注意降低企业负担。如考虑我国企业社保、公积金缴费负担较重的情况，对吸纳就业较多并且积极合规缴费的企业研究进一步降低其缴费负担。
同时也要注意做好扩大投资，其不仅直接有助于扩大内需畅通经济循环，而且可以间接实现提升居民收入水平，进而扩大消费推动经济增长。就当前的情况和经济长期高质量发展需要看，需要发挥好政府投资和政策激励的引导作用，有效带动激发民间投资，重点围绕重大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制造业尤其是高端制造业加大投资，通过投资改善企业经营状况，增加居民就业岗位，带动居民就业以增加可支配收入，进而实现扩大消费并最终带动经济增长。
扩内需、促消费关键要抓住什么？如何让大家能消费、敢消费、愿消费？
海南银行首席经济学家 吴庆：提振消费需长短结合 打出组合拳
吴庆：新世纪以来，中央和各级地方政府已经出台过多轮促消费的政策措施。展望未来，提振消费的政策要突破政策期限短、有限行业受益等两个局限。首先，未来提振消费的政策要具有长期性。政策目标不再局限于对冲负面冲击，而是要调整优化经济结构，目标是让中国经济从投资与出口导向型经济体向消费导向型经济体转型。经过十到十五年的努力，把消费占GDP的比重从当前的水平提高到全球平均水平。其次，未来提振消费的政策应该具有普惠性。不再针对特定行业、领域，而是无差别地惠及所有市场主体，进一步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作用。
2023年推出提振消费的经济政策，正当其时。从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表现来看，居民出行和消费的愿望依然强烈，在“五一”期间迎来了一次集中爆发。如果把铁路、公路、水路、民航以及自驾出行方式全部计算在内，那么出行总人数已经超过疫情前的水平。如果趁此机会出台配套政策，例如加开列车航班、保障道路通畅等，必将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
从总量来看，居民的支付能力并非阻碍消费增长的主要问题。从中国人民银行统计数据看，2022年居民新增存款17.9万亿元；2023年1月，居民存款继续增加6.2万亿元。显示居民总的支付能力是上升的。但从这次“五一”假期数据来看，有两点需要关注。一是居民的人均消费不仅没有与支付能力同步增长，反而有所下降。二是“五一”期间上热搜的爆款消费方式是烧烤和电影，这让不少人联想到“口红效应”，担忧“消费降级”。可是，只要能够让消费者满意，个别领域出现“消费降级”没有任何不妥，更不应限制。通过改变消费方式让消费者节省一笔开支无疑是好事。如果消费者敢于把餐桌上节省的开支在餐桌之外花出去，不仅他本人获得更多满意，也能支撑全社会的GDP，还能促进中国经济从投资与出口导向型向消费导向型的转型。
现在影响居民消费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三年疫情导致收入差距拉大，一些人收入和支付能力下降而且变得不稳定。二是疫情期间的各种冲击给一些人留下心理顾虑，导致他们调低了对未来获得收入和福利的预期，于是量入为出、变得节省。
鉴于此，2023年提振消费的政策需要长短结合，打出组合拳。在短期政策方面，需要消除疫情留下的心理顾虑，让公众恢复消费的信心。在长期政策方面，政策目标应该从“储蓄转化为投资”转为“储蓄转化为消费”。在过去四十年里，银行和各级政府致力于将储蓄转化为投资。从现在开始，应该促进居民把储蓄转化为消费。为了实现这个目标，需要给居民提供更高水平、更大覆盖面的社会保障，让他们敢于减少一些存款。所以，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是持续提高储蓄转化为消费的关键。
房子是居民消费中的“大头”。买房会对消费造成挤压么？购房与消费在促进经济增长方面的关系如何？在“房住不炒”“扩大内需”的要求下，我们应如何处理这一关系？
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首席经济学家、全球治理研究中心首席专家 廖群：购房是消费增长的强劲动力
廖群：今年一季度，我国住房销售从低谷反弹，销售面积和销售额同比增速由负分别转正为1.4 %和7.1%。住房销售反弹，即居民购房增加。这对房地产市场是好消息，但对居民消费和经济增长呢？有些人认为，居民购房要花一大笔钱，必然对消费产生严重的挤出效应。
这一担心不无道理。对很多人来说，存款的很大一部分用于购房，每月还要按揭付房贷，可用于消费的资金自然就减少了。但此问题的严重程度不应被夸大。应该看到，对于刚需购房主力的年轻人，消费支出主要靠收入，而不是靠存款，而每月按揭一部分被因购房就已经降低的储蓄率所抵消，另一部分被收入增长所弥补；对于改善性购房主力的中产阶级，如果存款和收入拮据大概率不会换房，所以不会以大量牺牲消费来购房；对于富裕阶层，更不存在这一问题，他们的存款和收入足以同时支撑购房和消费需求。
其实，购房对于消费的拉动作用不可忽视，可以说是消费增长的强劲动力。对大部分购房者来说，不仅购房时要花一大笔钱，购房后还有入住花费，即装修、家具和家电的花费。从入住花费看，购房对于消费及经济增长的意义不可低估。
首先，入住花费的金额很大。众所周知，现在住房装修成本很高。在大城市，120平方米的住宅，普通装修也要花费二三十万元；豪华装修则要花费四五十万元；更有人选择个性化装修，加入雕塑、壁画、石台等文化艺术元素，成本高达上百万元甚至几百万元。家电，包括传统的电视、空调、冰箱、洗衣机及固定电话等，也包括更为现代化的电脑、打印机、抽湿机、智能除尘机及智能马桶等，虽单件的费用与过去相比已大幅下降，但加起来的花费也不可低估。家具也因家而异，普通人家购买一般家具，几万元或可全部搞定，富裕人家则选择从国外进口或从国内各地特购，加之画与书法品，单件都可能几万元甚至几十万元，高额的总成本可想而知。
第二，如果没有购房，大部分的入住花费是不会产生的。如果不购房，一般情况下很少人会重新装修正在居住的房屋，一是非常累人，二是没有动机。
所以，一个家庭一旦购房，入住花费很可能比好几年在其他方面的所有花费还要大。应该认识到，如此大额的入住花费，从家庭角度来说其成果可享受多年，但对整个经济而言却计入当期的商品零售总额和装修劳务支出，是当期的消费。社会购房数量增加，当期居民消费必将加速增长。
消费是经济的主要组成成分，占比超过一半；购房驱动的消费增长加速自然促进经济更快增长。就经济效应而言，这只是直接效应，还有消费乘数产生的间接效应，即装修材料、家电和家具销售增加驱动上游产品产量增长的效应。如此，购房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绝不可小觑。
金融在扩内需、促消费中扮演着怎样的角色，将发挥怎样的作用？
上海金融与发展实验室主任 曾刚：引导金融业务与消费场景融合
曾刚：扩大内需包括扩大投资需求和扩大消费需求。在企业杠杆率高企的背景下，扩大投资需求受到越来越多的制约，而扩大消费需求则大有可为。发达国家发展经验表明，一国经济在走向成熟的过程中，居民消费的数量和质量的提高将成为经济增长和结构升级的重要推动力。
从宏观经济角度来看，发展消费金融有助于拉动内需、促进经济增长。2008年次贷危机以后，我国显著加大了对内需（特别是消费）的政策支持力度，消费金融也由点及面、全面铺开。随着相关政策体系的不断完善，消费金融在顶层设计中有了更清晰的定位，消费金融市场也得到前所未有的爆发式增长，在拉动内需、稳定增长的同时，显著优化了总需求结构。
对于消费者来说，消费金融能够增加其当前可以使用的资金，使得其面临的流动性约束得以缓解，进而促进消费者增加消费。而且，消费信贷对消费者消费的影响不仅体现在消费数量上，还体现在消费结构变化上。从国际经验来看，在人均收入达到一定水平后，居民部门的消费结构会逐渐升级，表现为对非耐用品的消费占比下降，对服务的消费占比上升。从国际经验看，美国从20世纪60年代以后，在居民消费中，非耐用品消费占比从1965年的36.9%下降至2019年的20.64%，耐用品消费占比从1965年的15.0%小幅下降至2019年的10.54%，服务消费占比从1965年的48.1%上升至2018年的68.82%。如果中国的消费结构演进遵循类似的路径，将意味着服务消费仍有极其广阔的发展空间，耐用品消费则会保持相对较快增长。2022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提出，“要把恢复和扩大消费摆在优先位置。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多渠道增加城乡居民收入，支持住房改善、新能源汽车、养老服务等消费。”这些政策着力的重点，正好对应着我国消费升级的长期方向。
在推动消费升级的过程中，金融通过增加消费者对于高附加值产品的需求，促进高附加值产业的发展，从而进一步淘汰低端落后产能，带动产业结构调整，促进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推动我国产业结构向中高端迈进。
从未来看，为更充分地发挥金融促消费、扩内需方面的作用，监管部门应该继续引导金融机构以真实消费场景为支撑拓展业务，通过线上、线下等多种渠道建立消费场景，实现金融业务与消费场景的融合，引导资金真正流向消费领域。降低和限制无特定用途的消费贷款业务占比。与此同时，积极推动消费金融机构转变业务发展模式，平衡好业务扩张与风险控制的关系。
目前，我国消费金融市场在发展中有哪些特点与不足？如何避免消费金融乱象？
招联首席研究员、复旦大学金融研究院兼职研究员 董希淼：消费金融需直面不足 冲破层层迷雾
董希淼：与欧美等国家与地区相比，我国消费金融市场呈现出一些独有的特点。
一是参与主体众多，多层次消费金融服务体系逐渐形成。商业银行仍是我国消费金融市场最主要的供给者，信用卡业务和消费贷款是其消费金融主要模式。商业银行凭借资金规模、支付结算优势与风控等优势，抓住优质客户群体，给予低息高额的消费信贷。大型互联网企业通过控制线上流量入口，与商业银行进行激烈争夺，导致银行获客成本持续上升、客群持续下沉。而消费金融公司着眼于中端客户，提供具有普惠性质的信贷产品及服务，但由于受限较多，发展较慢。部分小贷公司、网络平台等承接消费金融的下沉客群，但随着监管政策收紧，竞争优势不大。从趋势看，消费金融发展不断加速，市场参与主体将进一步增加，逐渐形成多层次消费金融服务体系。
二是产品创新能力强，消费金融场景覆盖面持续扩大。近年来，我国消费金融产品种类日益丰富，服务逐步线上化、数字化。从起步阶段的信用卡、汽车贷款到现阶段的商品分期、账单分期等，消费金融产品不断丰富，产品结构持续优化升级。与此同时，互联网分期平台兴起，拓展了消费金融应用场景。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加快了在线消费场景与金融机构和产品融合。在“非接触”模式催化下，消费金融场景覆盖面持续扩大。比如，大型互联网平台所提供的分期产品服务已从最初的在线分期购物及“现金贷”，逐步扩展至线下消费场景，领域覆盖广泛，包括家电、家装、旅游、教育、医美等行业。
三是金融科技赋能，用户体验增强，市场更加下沉。近年来，金融科技在消费金融深度应用。一方面，金融机构、互联网平台通过探索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技术，不断深化数字化流程改革，并将其运用于信贷、运营、风控特别是反欺诈等领域，提升服务效率和风控能力。另一方面，随着金融科技应用加快，数字消费金融产品单笔授信额度小而分散，服务方式活而变通，风险定价准而下沉，用户群广而延伸，业务更容易得到推广。金融科技的广泛应用，有效降低消费金融产品风险定价，增加产品多样性，拓宽用户范围，消费金融覆盖面和可得性大大提升。
但是，由于外部生态环境和内部约束机制不完善，快速增长之下的消费金融，在一路高歌猛进中产生了不足和问题，发展面临挑战。一是信用体系不够完善，产生“多头借贷”等问题。部分金融机构盲目发展业务，消费信贷增长粗放，服务对象过度下沉；未能接入征信系统的互联网平台，难以全面获得借款人相关信息，有效识别过度借贷行为。这将增加消费金融机构的违约风险，推高居民部门杠杆率。二是监管体系有待完善，潜在风险逐步集聚。虽然我国在消费金融公司准入方面制定严格标准，但多数从事消费金融业务的互联网平台等往往游离在监管之外，导致监管套利问题。同时，针对不同消费金融机构出现监管主体不同、监管标准不一等问题，也亟待解决。三是部分消费金融机构稳健发展能力较弱。部分中小从业机构公司治理薄弱，风险识别和防控能力缺失，贷前审核不严、贷后管理滞后，导致行业泥沙俱下、良莠不齐。同时，近年来金融欺诈、“黑产”等问题日益增多，对从业机构风控水平特别是反欺诈能力提出更高要求。
2023年是我国经济整体性好转的关键之年。新的一年如何更好地利用新契机、新政策，直面存在的不足和问题，提升内生的风控能力和水平，是决定消费金融在新时代背景下能否实现长期可持续健康发展的关键。只要坚持服务实体经济和消费者的初心，持续提升风控水平和服务能力，随着我国法律法规和监管体系逐步完善，消费者风险意识不断提高，我国消费金融可以冲破层层迷雾获得进一步提升，在适度满足消费者扩大消费和升级消费等需求中发展壮大，并为我国经济结构转型和升级、新发展格局构建和深化贡献新的力量。
受疫情影响，目前有部分消费者倾向于穷游、购买大牌平替或者临期食品。这是否意味着市场出现了消费降级现象？您对未来一段时期的消费趋势有哪些判断？
中国银行首席研究员、跨境金融50人论坛学术委员会秘书长 宗良：未来将呈“量增与质优”的消费态势
宗良：2023年一季度中国GDP同比增长4.5%，消费呈现较好的复苏势头。一是消费复苏节奏明显加快，3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10.6%，较上年末同比增长12.4个百分点。二是商品消费延续升级趋势，一季度商品零售累计同比增长4.9%，增速较2022年全年扩大4.4个百分点。三是消费已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动力。一季度最终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66.6%，拉动GDP增长3个百分点。可见，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把恢复和扩大消费放在首要位置，已经取得明显的效果。
但也应看到，当前内外部环境仍存在不确定性，恢复和扩大消费的基础仍不够稳固。特别是受疫情影响以及对经济增长前景预期仍有疑虑的背景下，在某些市场上出现的局部现象，如消费者倾向穷游、购买大牌平替或者临期食品，被认为是消费降级的表现，需要引起重视。随着我国经济的平稳增长、居民收入的增加，未来几年消费有望保持较高的增速，并将呈现“量增与质优”统一的新态势。
一是稳步实现消费需求的快速恢复。2023年在政策持续发力及疫情防控持续优化等带动下，居民消费信心逐渐修复，消费场景回归多元，居民消费正逐步回暖。抓住春季出游、娱乐黄金期，积极举办各类创意新、形式新的文旅活动，有条件的地区积极推行景区、展览等门票减免活动，并适时发放消费券，推动餐饮、住宿、旅游、文化娱乐等服务型消费持续增长。从供需两端促进汽车、家具家电等大宗商品消费，促进大宗消费平稳增长，促进新能源汽车市场规模持续扩大。有关数据显示，2023年“五一”假期，全国国内旅游出游合计2.74亿人次，同比增长70.83%，按可比口径恢复至2019年同期的119.09%，就是一个很好的体现。
二是着力稳就业、稳预期，改善居民预期和消费意愿。持续做好稳就业工作，搭建和完善就业供需平台，稳步增加居民收入，不断扩大中产阶级群体。稳步增加居民的实际收入，审慎出台影响面较广的降薪政策，尽量避免形成收入下降预期。深化改革，减轻对未来教育、养老金、医疗等负担的担忧，为扩大居民消费创造条件，释放养老育幼、医疗健康、教育等消费的巨大潜力。随着居民消费优化升级同现代科技和生产方式相结合，中国这一全球最有潜力的消费市场将不断壮大。
三是让超额储蓄稳步转成消费。疫情对居民消费和资产结构产生明显影响。疫情对居民消费影响较大，带来了储蓄存款的增加；居民的资产配置大体分为房地产、股票、证券投资基金、理财、定期存款等类型。受股市投资、理财收益下降以及房地产市场持续调整等影响，居民金融资产配置趋于谨慎，减少了股票、理财和公募基金这一类资产的配置，增加了存款的比例。中国是高储蓄率国家，这类转换将为经济增长提供巨大而持久的动力。
四是金融为消费升级提供更大支持。2023年以来，各商业银行纷纷把恢复和扩大消费摆在优先位置，积极发挥自身在消费信贷、支付结算等领域优势，推出了优惠利率、消费补贴等一揽子金融支持政策，促进商业加快复苏，创新金融服务供给，降低个人信贷融资成本，助力消费提质扩容。
关于更好提振消费，您有哪些建议？
工银国际首席经济学家、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理事 程实：提振消费需增收入、强信心、丰产品、拓渠道
程实：提振消费需要多渠道推动居民收入增长、多维度增强消费信心、多元化丰富产品类型以及多方面拓宽消费渠道，进而充分发挥消费对中国经济可持续复苏的支撑作用。
提振消费的基础在于提高收入。基于绝对收入假说，随着收入的增加，居民的消费支出也将随之增加，因此提升居民可支配收入无疑是筑牢消费的最重要因素。首先，稳就业、保民生可以提升居民收入预期。通过加强劳动保护、建立完善的就业服务体系、帮助提高劳动者的技能水平和就业竞争力等措施保障劳动力市场稳定，同时鼓励、支持创业创新，创造出更加丰富、多样化的就业岗位。其次，可以发挥金融机构作用，通过提供消费信贷、创新金融产品等方式，促进消费需求的释放。此外，共同富裕缩小两极分化亦可助力消费增加。通过打开收入群体向上跃迁通道，促进中等收入群体规模扩大，形成有效增加消费规模的重要力量。
提振消费的核心在于增强信心。消费信心是消费市场健康发展的重要因素，最近三年受到疫情冲击导致的心态变化对居民消费偏好也产生了深远影响，通过多维度增强消费信心，可以有效释放居民的潜在消费能力。从机制层面，打造更安全的消费环境。加强对消费市场的监管、保护消费者权益、提高市场透明度和公平性，从而增强消费者信心。从心理层面，加强对消费文化的培育和引导。例如，开展消费知识普及活动，推广健康、环保、绿色、低碳的消费理念，营造积极向上的消费氛围。此外，可针对不同地区的消费特点和需求，出台差异化的政策和措施，促进地区消费的均衡发展。
提振消费的关键在于丰富产品。在新务实主义消费背景下，消费者对于产品和服务都有着更高的要求与期盼。从产品质量的角度，可通过加强产品和服务的质量监管，提升信息透明，推进企业为消费者提供更加优质、高效、便捷的产品与服务。从产品类型的角度，鼓励企业对科技创新的投入，推动数字化、智能化、绿色化等技术的应用，提高产品和服务的附加值，推广创新的产品和服务模式，丰富消费者的消费选择，从而满足消费者的个性化需求。
提振消费的空间在于拓宽渠道。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政策指引下，农村消费规模不断扩大，可以积极把握大众消费品以及下沉市场的快速发展，拓宽以衣食住行等消费为基础，绿色智能家电、新能源汽车等品质消费为关键的消费渠道。同时，鼓励与规范电商、社交媒体、移动端APP等新兴消费渠道的创新发展，推进多种消费场景融合，带动产品与服务的价值边界向外扩展，从而吸引更多消费者青睐。
(受访者廖群系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首席经济学家、全球治理研究中心首席专家。本文转自6月2日中国金融家。欢迎关注人大重阳新浪微博:@人大重阳,微信公众号:rdcy201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