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朱，即《庄子》中的“阳子”、“阳子居”,《吕氏春秋》中的“阳生”,《淮南子》中的“杨子”。杨朱是先秦文献中提及最多的道家人物之一，他的一些思想，在当时很有影响。《孟子·滕文公下》曾说“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归杨，则归墨。杨氏为我，是无君也；墨氏兼爱，是无父也；无父无君，是禽兽也！”可见他的影响之大。值得惋惜的是，杨朱这些在当时曾经“盈天下”的理论学说，连一个字也没有保留下来。他的著作都失散了，或者也有可能被后世的儒家销毁了。我们现在所能了解到的杨朱的思想，主要是从后人的转述中，包括论敌的批判中获得的。在中国伦理思想史上，杨朱的思想有着深远的影响，从某种意义上说，他的思想是道家思想的重要渊源之一。
关于杨朱的生平事迹，我们知道得很少。《孟子》一书，并没有说到他的生平。《韩非子》中虽记述杨朱、杨布的故事，但不能说明他的生平。《韩非子·说林下》记载：
杨朱之弟杨布，衣素衣而出，天雨，解素衣，衣缁衣而返，其狗不知而吠之。杨布怒，将击也。杨朱曰：子毋击也，子亦犹是。曩者使女狗白而往，黑而来，子岂能毋怪哉？
又《庄子》一书中的《应帝王》、《寓言》篇曾说明阳子居问学于老子，且自称弟子。可能就是指杨朱，但外杂篇是否属实，尚是一个问题。刘向在《说苑》中，也曾提到杨朱，但因为没有先秦典籍可以佐证，也不能作为历史根据。因此，对杨朱生活的年代，还不能有确实的论断。《淮南子·氾论训》中说：“兼爱尚贤，右鬼非命，墨子之所立也，而杨子非之。全性保真，不以物累形，杨子之所立也，而孟子非之。”从这里可以推断，杨朱当在墨子（约公元前475—前390）之后，孟子（约公元前371—前289）之前，即活动于公元前4世纪，较古希腊的伊壁鸠鲁略早一些，大抵与亚里士多德同时。
杨朱的思想主要见于《列子·杨朱篇》，其次分别载于《孟子》、《荀子》、《庄子》、《韩非子》、《吕氏春秋》、《淮南子》及《说苑》诸书中。或以为《庄子·应帝王》和《庄子·寓言》中的“阳子居”，《孟子·尽心》《韩非子·说林》中的“杨子”，《庄子·山木》中的“阳子”，都是指杨朱这个人。古代“阳”（陽）、“杨”（楊）通假。“杨朱”与“阳子居”盖音近而转之故，类似“荀卿”与“孙卿”之转。因而，认为阳子居、阳子是杨朱也颇可信。
关于杨朱与老子的关系问题，学术界争论较大，分歧非常明显。按传统的观点，杨朱是老子的学生，现代学者则有人认为他是老子的思想前驱，或者是一个独立学派的开创者。但是，杨朱为老子弟子是有明确记载的，我们也不能轻易否认其真实性。《庄子·应帝王》载：“阳子居见老聃，曰：‘有人于此，向疾强梁，物彻疏明，学道不倦，如是者可比明王乎？’老聃曰：‘是于圣人也，胥易技系，劳形怵心者也。且也虎豹之文来田，猨狙之便执犛之狗来藉。如是者可比明王乎？’阳子居蹴然曰：‘敢问明王之治？’老聃曰：‘明王之治，功盖天下而似不自己，化贷万物而民弗恃，有莫举名，使物自喜，立乎不恻而游于无有者也。’”《庄子·寓言》又载：“阳子居南之沛，老聃西游于秦，邀于郊，至于梁而遇老子。老子中道仰天而叹曰：‘始以汝为可教，今不可也。’阳子居不答。至舍，进盥濑巾栉，脱屦户外，膝行而前，曰：‘向者弟子欲请夫子，夫子行不闲，是以不敢。今闲矣，请问其故。’老子曰：‘而睢睢盱盱，而谁与居？大白若辱，盛德若不足。’阳子居蹴然变容曰：‘敬闻命矣！’其往也，舍者迎将其家，公执席，妻执巾栉，舍者避席，炀者避灶。其反也，舍者与之争席矣。”这两段文字清楚地表明了老子与杨朱的师徒关系。
杨朱善辩，这在《庄子·骈拇》和《庄子·徐无鬼》两处都有记述，所以他在当时的名气很大，盛极一时。《孟子·滕文公下》载：“圣王不作，诸侯放恣，处士横议。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归杨则归墨。……杨、墨之道不怠，孔子之道不著。……能言距杨、墨者，圣人之徒也。”《孟子·尽心下》又载：“逃墨必归于杨，逃杨必归于儒。”杨朱的学说同墨家和儒家三分天下，甚至将儒家的气焰给盖了下去，足见杨朱影响之大。
杨朱一派的思想体系是“为我主义”，他反对墨子的“兼爱”，主张“贵己”“重生”。《吕氏春秋·审分览·不二》云：“阳生贵己。”高诱注曰：“轻天下而已。孟子曰：阳子拔体一毛以利天下，弗为也。”“贵己”也就是“为我”。即重视个人生命的保存，反对他人对自己的侵夺，也反对自己对他人侵夺。大家都觉得杨朱自私，于是墨子的学生禽滑厘问杨朱：“如果拔你身上一根汗毛，能使天下人得到好处，你干不干？”杨朱觉得天下的问题一根汗毛是不能解决的。禽滑厘继续逼问：“假使能的话，你愿意吗？”杨朱默不作答。
这个故事让孟子对杨朱十分不满，说：“杨子取为我，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也。”“一毛不拔”的成语也就来源于此，比喻非常吝啬自私。
其实，杨朱并非孟子所贬斥的那样，是一毛不拔的“为我”极端利己主义者，他的为我主义是建立在无为的基础之上的，远世避尘是他的政治主张，他主张不问天下事，但求“全性保真”。他反对儒家“栖栖遑遑”的有为而为，主张自我保养，不损己而利人，但也绝不损人利己。他的“贵己”，乃是强调尊重自我，强调个人生命的价值与尊严。杨朱生于战国，在那“暴行又作”的时代，他目击强权的兼并豪夺，个人的生命财产无端受侵害。因而，杨朱亦欲探寻世乱的根源，并谋求解救之道。
在杨朱看来，世乱的根源在于人的权力欲的扩张，归根究底，乃在于人的侵占意欲的伸展。因而，杨朱认为，唯有收敛人类侵占的意欲，才是拯救世乱的釜底抽薪之法。于是，他用警醒的语调呼吁着：“古之人损一毫利天下，不与也；悉天下奉一身，不取也。人人不损一毫，人人不利天下，天下治矣。”这一段话，不过是“轻物重生”思想的一种较强烈的说词而已。然则，他为什么要说“损一毫利天下，不与也”呢？这点，在《列子·杨朱篇》上，假借孟孙阳和禽子的对话作了一个说明。孟孙阳说：“假如有人侵伤你的肌肤而可获得万金，你愿意做吗？”禽子回说：“愿意做。”孟孙阳说：“假如有人砍断你的胳膊而可获得一国，你愿意做吗？”禽子沉默了一下。孟孙阳说：“一毛微于肌肤，肌肤微于一节，这是很明白的。但是，积一毛以成肌肤，积肌肤以成一节，一毛固然是一体的万分中之一物，奈何看轻它呢？”这个对话说明，“一毫”虽微小，却也是生命的一部分，生命便是聚无数细微部分而成，珍惜每一个细微的部分，便是珍惜生命的本身。如果人人都能珍惜自己的生命（“人人不损一毫”），而不把他人的东西占为己有（“人人不利天下”），天下自然太平无事。
这样看来，所谓杨朱“为我”，只是要人反省自求、独善自守罢了。而“为我”的真义，乃在于自觉自省，进而做到自治、自立、自重、自爱，而并非提倡自利主义。他之所以强调“存我”，不仅鉴于“存我”是一种生物的自然本能，也实在是由于时势所迫。处于一个权力横暴的时代，人命如同蝼蚁般地轻易被蹂躏。在那“杀人盈野”的处境下，保存生命是第一要事。
古代文献中记载了杨朱本人一些有趣的故事，这些故事可信度如何权且不论，但颇能体现杨朱的思想特点。例如哭于歧路的故事。《荀子·王霸》载：“杨朱哭衢涂曰：‘此夫过举蹞步而觉跌千里者夫！’哀哭之。”《淮南子·说林训》载：“杨子见逵路而哭之，为其可以南可以北；墨子见练丝而泣之，为其可以黄可以黑。”《论衡·率性》载：“是故杨子哭歧道，墨子哭练丝也，盖伤离本，不可复变也。”《论衡·艺增》也说：“墨子哭于练丝，杨子哭于歧道，盖伤失本，悲离其实也。”杨朱在歧路口大哭，怕由于主观的选择而南辕北辙，半步走错，差之千里。可见人为的选择会丧失人的自然本性，杨朱对此十分担忧。
《庄子·山木》和《韩非子·说林上》还都记载了杨朱去宋国时的一个故事，说杨子住在“逆旅”即旅舍，“逆旅人有妾二人，其一人美，其一人恶，恶者贵而美者贱，阳子问其故。逆旅小子对曰：‘其美者自美，吾不知其美也；其恶者自恶，吾不知其恶也。’阳子曰：‘弟子记之！行贤而去自贤之行，安往而不爱哉？’”“行贤而去自贤之行”，正符合老子“圣人为而不恃，功成而不处，其不欲见贤”的思想，而且和《庄子·寓言》所记老子教导杨朱之言“大白若辱，盛德若不足”相合，表明了不骄不矜、谦虚自然而不卖弄的处世态度。
《韩非子·说林下》还讲了一个“杨布打狗”的故事，云“杨朱之弟杨布，衣素衣而出，天雨，解素衣，衣缁衣而反，其狗不知而吠之。杨布怒，将击之。杨朱曰：‘子毋击也！子亦犹是。曩者使汝狗白而往，黑而来，子岂能无怪哉？’”杨布脱白衣而穿黑衣，自家的狗认不出他来，冲他吠叫，杨朱问杨布说：假如让你的狗一会儿白、一会儿黑，你能不感到怪异吗？在杨朱看来，事物最好不要违背其本性，就是其所是的那个样子，不要颠倒黑白，人为地加以改变。
杨朱还曾向梁王宣扬老子那一套“无为而无不为”的南面之术。“梁王”即是魏王，因魏国都城为大梁，故魏亦称梁。“杨朱见梁王，言治天下如运诸掌然。”梁王不以为然，对杨朱说：“先生有一妻一妾不能治，三亩之园不能芸，言治天下如运诸手掌，何以？”杨朱回答说：“臣有之。君不见夫羊乎！百羊而群，使五尺童子荷杖而随之，欲东而东，欲西而西。君且使尧率一羊，舜荷杖而随之，则乱之始也……将治大者不治小，成大功者不小苛，此之谓也。”（《说苑·政理》）杨朱所言治大国的方法，即“使五尺童子荷杖而随之”的牧羊之法，也就是老子的自然无为主义，“治大国如烹小鲜”。
从这些故事来看，杨朱是一个有些诗人情怀的人，多愁而善感，也愿意从对方的角度来考虑问题，并不是孟子所贬斥的那种完全不顾他人、自私自利的小人。可惜杨朱碰上了孟子这个善于雄辩、诡辩，善于扣帽子、打棍子的人，便被归在“铁公鸡”一类，成了“一毛不拔”的典型。
杨朱和墨子的思想，遭到孟子的猛烈攻击，在以后还被视为“异端”。孟子说：“杨氏为我，是无君也；墨氏兼爱，是无父也。无父无君，是禽兽也。”（《孟子·滕文公下》）孟子缺少先秦诸子中大多数人所有的那种平等辩论的学风，无限上纲，将杨朱、墨子由为我、兼爱定罪为无父、无君，又由无父、无君而斥为禽兽，真是能杀人的逻辑！不过，孟子说“杨氏为我，是无君也”，倒的确看到了杨朱学说的实践效果。天下之人，特别是当时的知识分子或士子，如果都像杨朱那样“不以天下大利易其胫一毛”，不为功名、利禄所引诱而去献媚于王权、政治，那必然造成“无君”的效果。这对统治者来说是十分不利的。不理睬政治，不靠近统治者，对统治者所布下的名、利等圈套根本不去触碰，也就不会作香饵下的死鱼。统治者希望人们服从他、尊敬他，求之不得，也希望有人能反对他，只要不是天下多数人反对他，这都可以显示他的存在和他的权力。他最怕没人理他，最怕自己用于调动、役使别人的法宝失灵，最担心既不公开反对他也不与他合作的人。心甘情愿地义务替时君世主发愁担忧的孟子看到了这一点，后来的一些法家人物也看到了这一点。手中无权的孟子只有靠大骂进行思想围剿、理论清算；手握实权的法家则付诸实践，坚决用法律惩罚那些不与现政权合作的人，包括游士和隐士。杨朱的“贵己”“重生”的思想，在庄子那里得到了进一步的发挥，庄子本人也采取了杨朱所主张的“为我”这样一种生活态度，成为一个自我逍遥、独立自然的典型。
概括来说，杨朱是位具有救世心肠的理想主义者。他的思想的核心，就是“为我”、“贵己”、“轻物重生”。《吕氏春秋》的《贵生》篇中，举了几个贵生的例子：
尧以天下让于子州支父。子州支父对曰：“以我为天子犹可也。虽然，我适有幽忧之病，方将治之，未暇在天下也。”天下，重物也，而不以害其生，又况于它物乎？惟不以天下害其生者也，可以托天下。
越人三世杀其君，王子搜患之，逃乎丹穴。越国无君，求王子搜而不得，从之丹穴。王子搜不肯出，越人熏之以艾，乘之以王舆，王子搜援绥登车，仰天而呼曰：“君乎，独不可以舍我乎！”王子搜非恶为君也，恶为君之患也。若王子搜者，可谓不以国伤其生矣，此固越人之所欲得而为君也。
鲁君闻颜阖得道之人也，使人以弊先焉。颜阖守闾，鹿布之衣，而自饭牛。鲁君之使者至，颜阖自对之。使者曰：“此颜阖之家邪？”颜阖对曰：“此阖之家也。”使者致币，颜阖对曰：“恐听缪而遗使者罪，不若审之。”使者还反审之，复来求之，则不得已。故若颜阖者，非恶富贵也，由重生恶之也。世之人主，多以富贵骄得道之人，其不相知，岂不悲哉。
从以上三个例子，可以清楚地看出，杨朱一派认为，人的生命是宝贵的，长寿是重要的，甚至是惟一的人生目的。凡是危害生命、健康，影响精神、思想的，都不能够去做。“凡圣人之动作也，必察其所以之，与其所以为。今有人于此，以随侯之珠，弹千仞之雀，世必笑之，是何也？所用重，所要轻也。”（《吕氏春秋·贵生》）在他们看来，生命就像随侯之珠一样，是稀世的珍宝。而一切人间富贵，只不过是一只麻雀而已。《贵生》中的这一思想，可以说是完全和“不以天下大利易其胫一毛”的思想是完全一致的。在《吕氏春秋》的《审为》篇中，杨朱认为一个人不论做什么事，都应该进行多方面的考虑，一切行为都应当是在衡量了事物的轻重得失之后，才能去进行。
身者所为也，天下者所以为也。审所以为而轻重得矣。今有人于此，断首以易冠，杀身以易衣，世必惑之。是何也？冠所以饰首也，衣所以饰身也，杀所饰、要所以饰，则不知所为矣。世之走利，有似于此。危身伤生，刈颈断头以徇利，则亦不知所为也。
这就是说，人之所以要衣服帽子，是为了能戴在头上和穿在身上，如果一个人砍掉头去换帽子，杀死自身去换衣服，谁都会认为这是荒唐的。因为把头和身体杀害了，要帽子和衣服又有什么用呢？人世间的奔走于利的情景，与此正相类似。危害身体损伤生命、割断脖子丢掉脑袋去曲从于利，也是不懂得“所为”的表现。
为什么要反对追求名利呢？杨朱一派认为，一切世俗欲望的追求，都会因为忧戚而伤身，因而是不值得的。这也就是《淮南子·氾论训》中所概括的“全性保真，不以物累形”。在《吕氏春秋》的《审为》篇中说，子华子去见韩昭釐侯。昭釐侯正因为同魏国争地而忧愁。子华子对昭釐侯说：“今使天下书铭于君之前，书之曰：‘左手攫之则右手废，右手攫之则左手废，然而攫之必有天下。’君将攫之乎？亡其不与？”昭釐侯曰：“寡人不攫也。”在昭釐侯做了上面的回答之后，子华子说：“甚善！自是观之，两臂重于天下也。身又重于两臂。韩之轻于天下远，今之所争者，其轻于韩又远，君固愁身伤生以忧之臧不得也？”在这里，子华子关于愁身伤生的理论，是和杨朱的理论完全一致的。
由上述可见，杨朱的“全性保真，不以物累形”的“贵己”、“重生”的人生哲学，是和老子的思想相通的，并对以后的庄子的思想，有重要的影响。《庄子·逍遥游》中“尧以天下让许由”的思想，说明“全性保真”、“贵己”、“重生”也同样是庄子思想的一个重要内容。
《列子》一书中专门有杨朱一篇，系统地叙述了杨朱的思想。但是，自唐柳宗元以来，即认为《列子》是伪书。经今人马叙伦考证，认为《列子》应属魏晋时期著作，但其中《杨朱》一篇，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杨朱一派的一个支流。
《列子》中的《杨朱》篇进一步阐发了“为我”的思想：
伯成子高不以一毫利物，舍国而隐耕；大禹不以一身自利，一体偏枯。古之人损一毫利天下不与也，悉天下奉一身不取也。人人不损一毫，人人不利天下，天下治矣。
禽子问杨朱曰：去子体之一毛以济一世，汝为之乎？杨子曰：世固非一毛之所济。禽子曰：假济，为之乎？杨子弗应。禽子出，语孟孙阳。孟孙阳曰：子不达夫子之心，吾请言之。有侵若肌肤获万金者，若为之乎？曰：为之。孟孙阳曰：有断若一节得一国，子为之乎？禽子默然有间。孟孙阳曰：一毛微于肌肤，肌肤微于一节，省矣。然则积一毛以成肌肤，积肌肤以成一节。一毛固一体万分中之一物，奈何轻之乎？禽子曰：吾不能所以答子。然则以子之言问老聃关尹，则子言当矣；以吾言问大禹墨翟，则吾言当矣。
从上述两段引文来看，《列子·杨朱》中的这些思想，大体上还是和杨朱的思想相符合的。特别是“人人不损一毫，人人不利天下，天下治矣”的思想，可能是对杨朱思想的一种更为正确的解释，反映了杨朱对当时统治阶级中争权夺利、尔虞我诈的不满，反映了杨朱一派的社会理想。在杨朱看来，那些强调“爱人”、“兼爱”的人，强调要为国家、社会谋取大利的人，却正是造成天下混乱的根源。在这里，已经涉及剥削阶级的政治原则和道德原则的虚伪性的问题。人人如果都能自觉起来，不愿意损伤自己的一毫去满足那些所谓国家社会之大利，那些想要以别人为牺牲品而捞取名利、争夺权势的人，也就无法运用自己的伎俩了。由此可见，“人人不损一毫，人人不利天下”，还包含着人人都不被别人利用的意思。所以，如果都能这样，天下就可以大治了。
归结地说，我们可以对杨朱得到如下几点认识：
（一）杨朱是位具有救世心肠的理想主义者。他认为，如果人人都能自我检束，珍惜自己而不贪图分外之物，社会就可维持安定，即所谓“人人不损一毫，人人不利天下，天下治矣”。可见，杨朱和其他先秦诸子一样，如何使“天下治”是他最终的理想；人人都能各守其分，乃是达到天下安宁和谐的起码而必要的条件。
（二）“轻物重生”是杨朱的根本思想。“轻物”并不是全然否定人的感官情欲，而是适度地节制人的欲望。“轻物”观念是针对于消解侵占意欲而提出的。“物”可指一切财物财势，人间的纠纷多因意图占有身外的名位财势问题引起；大家若能看淡身外之物，转而重视生命本身的价值，则一切因身外之物的争夺而导致危害生命本身的社会争纷当可弭除。“重生”的观念，乃在于唤醒人的自我觉省与自我修持，进而认识生命世界的含藏丰美。
（三）杨朱学派重视“治内”而轻视“治外”。“治外”是重礼义刑赏的规范，“治内”是重内在心灵的修持。杨朱倡导人人自治、自立、自爱、自重。这种思想的推演结果就是，他治成为不必要，君臣上下关系实属多余，而“奉献”、“牺牲”、“效忠”一类的语词变得无意义，许多奴役人性而无生命内容的语言成为空话。
（四）杨朱是位人道主义者。居于人道的立场，他反对战争（“义不入危城，不处军旅”），反对暴力（“不恃力”），反对侵夺他人的财产（“侵物为贱”）。
杨朱所提出的救世的方法，虽欠积极，但在那人民“憔悴于虐政”的时代，他的思想之所以能够“盈天下”而受到广大的欢迎，是因为杨朱的思想，代表着在历史大变动时期，在激烈的阶级斗争中，对现实不满的一部分贵族，特别是其中的一些思想敏锐、自恃清高的知识阶层的思想。他们曾经是贵族，有条件去满足自己的各种物质欲望而不需要自己去劳动。但是，他们中的一些头脑清醒、思想敏锐之士也看不惯社会的黑暗，或者可能是在斗争中遭到了不公正的待遇或遭到了失败，从而愤世嫉俗，对那些他们认为用“阴谋诡计、巧取豪夺”的办法取得了权力的人，感到十分不满。他们或者是不愿意同那些人同流合污，或者对重新夺回已往的权力已经失去了信心。因此，他们和当时的统治者处于对立的地位，消极地隐居起来，清高自负，希望成为一个隐士，并以保持自己生命的长寿为惟一的目的。他们故意地自命不凡，说一些与世无争、看透名利、不求富贵荣华只求养生的宏论。其实，很显然，如果他们不是贵族，不是曾经有权有势的人，又有什么条件来满足自己的耳目口腹之欲呢？
杨朱一派的伦理思想，显然是对当时统治阶级的一种反抗，包含着对统治者的公开的不合作。不论当权的统治者或其他各派思想家怎样教导、提倡人们要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要兼爱，要亲亲，要爱人，要泛爱众，他们却反其道而行之，只爱自己，不爱别人，只要保全自己，不去考虑什么社会国家。他们反对儒、墨两家的道德规范，强调个人的自由发展。他们幻想使人们超越于一切规范的必然之上，打破一切“累形”之物，以达到其所谓“全性保真”的目的。很显然，这种思想是不利于当时的社会的。因此，维护当时社会秩序、具有等级观念的孟子，非常反对杨朱的思想，他说：“杨氏为我，是无君也。”（《孟子·滕文公下》）这确实触及了问题的要害。如果人人都只知道保重自己的生命，都不肯为别人去牺牲自己的利益，又有谁能为国君去卖命呢？孟子把杨朱这种“无君”的思想，视作大逆不道，咒骂有这种思想的杨朱只是禽兽，可见孟子对这种思想痛恨的程度。确实，如果人人都只为自己活命着想，社会又怎么能存在和发展呢？正因为这种原因，它本身也就缺少必要的生命力。儒家与之相反，它的主要特点就是要运用各种方法来维护社会和国家的存在，这也正是儒家之所以能受到统治阶级支持的一个重要原因。
杨朱一派的思想，由于宣扬了极端的“为我”和“贵己”的人生哲学，曾受到后世许多思想家的非难。其实，作为剥削阶级思想家的人生哲学来说，基本上都是宣扬“为我”和“利己”的。所不同的只是杨朱公开地不加掩饰地说出了这种哲学，而且特别强调了保持生命的重要意义。
另外，杨朱一派强调，人的感觉欲望是应该得到满足的，这和孔子、孟子等人贬低利欲的唯心主义思想不同，包含着唯物主义感觉论的因素。但是，杨朱一派片面地强调“贵生”，认为人活着的惟一要求就只是为了要活着，其他一切，都是不应该理会的。这种思想，只能是一种消极的人生哲学。
